如何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疾病、充满和平正义、人人自由的社会？

　　我劝你别建。
　　不是开玩笑。
　　或者我可以直接点。凡是有人告诉你，他知道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你最好先看看他正在干啥。
　　如果他现在还在慢慢跟你商量，你就先躲躲，毕竟他这个时候手里还没拿着枪，你想躲还来得及。
　　这个问题最迷惑人的地方，是它把人类所有终极愿望都承诺了。没有饥饿，没有疾病，充满正义，充满和平，人人自由。每一个概念单独拿出来都很好。
　　但问题是，谁反对没有饥饿？谁反对没有疾病？谁反对正义和平自由？
　　没有人反对。
　　那就好办了。

　　一个东西只要好到没人敢反对，它就很容易变成别人的工具。你反对他的做法，他就说你反对理想。你问他的账，他就就说你没有信仰。你要看他到底有多少钱，他说你在破坏团结。你问科学怎么发展，他就说你站在人民的对面。
　　古雅典的民主发展史其实很适合这个问题。因为雅典人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认真尝试把政治从神王、贵族里解放，让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一批人。
　　这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梭伦改革，削弱贵族债务奴役，把公民按财产分级，让不同阶层开始有参与城邦政治的空间。克利斯提尼重组部落，把血缘贵族的影响拆开，建立五百人议事会，让抽签和轮值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官职津贴，让贫穷公民也能参与公共生活。
　　这些东西放在当时是很牛逼的。
　　一个普通雅典公民，可以在广场上听辩论，可以投票，可以做陪审员，可以决定战争、财政、流放、法律。你要知道，那不是现代人坐在沙发上骂两句市政管理，那是真把自己的身体和命运放进城邦机器里。
　　所以，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通常都会以雅典为起点。
　　但雅典民主踩过的坑也一样不少。
　　第一个坑，是它的自由从来不是给所有人的。
　　雅典的民主属于成年男性公民。女人、外邦人、奴隶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广场上谈自由的人，回家之后可能照样让奴隶给他倒水，事实上踩着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人。
　　这不是为了嘲笑他们，古人有古人的历史限制。
　　我想说的是，当一个社会说人人自由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得先问问：谁算人？
　　这个问题必须问。
　　因为历史上所有宏大的自由叙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同志的定义。你是公民，所以你自由。你是奴隶，所以你不算。你是先进阶级，所以你代表未来。你是落后分子，所以你应该被改造。你是人民，所以你有权利。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你不配有权利。
　　漂亮话谁都能说，问题是，我们是具体的人。

　　第二个坑，是多数人的意志不天然等于正义。
　　雅典人发明了陶片放逐法。听起来是非常完美的制度，而且非常文明，不杀人，不坐牢，只是把大家认为危险的人放逐十年。问题是，当一个制度允许多数人把某个人撵出去的时候，它就会非常自然的就有集体情绪的极端化。
　　今天你被认为威胁城邦，明天他被认为野心太大，后天又有人被认为不够顺眼。
　　人民群众的眼睛当然可能是雪亮的，但人民群众依然是一大群具体的人。
　　只要是个具体的人，就会嫉妒，会害怕，会被煽动，会听不懂复杂问题，会把自己的不满投射到一个倒霉蛋身上。
　　雅典的公民大会也一样。
　　它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决策，也可以做出非常烂的决策。它可以在米提利尼事件里一时愤怒决定屠城，第二天又后悔，赶紧派船追回命令。它可以被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家带上一个相对理性的方向，也可以被煽动家拖进西西里远征那种灾难。
　　这件事很重要。
　　民主不是把每个人的聪明加起来求和，在更多时候，在把智慧加起来的同时，也会把每个人的恐惧、贪欲、虚荣和愤怒加起来。
　　所以，一个社会想要正义，不能只问谁来投票。还要问投票之前有没有信息，投票之后有没有纠错，少数人有没有退路，失败者会不会被清算，做错了的时候有没有停止机制。

　　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老生常谈的成本问题。
　　此时我们可以把视角放进某已经消失的老大哥。
　　这个奇葩几乎是现代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崇高理想试验。
　　它说要消灭剥削，要让劳动者成为主人。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饥饿、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旧世界是肮脏的，未来属于新人。
　　如果看了口号以后开始鼓掌，其实也没人会怪你。很多聪明人也鼓过掌。因为这些话单独拿出来，确实比资本家、地主、沙皇、贫民窟、饥饿、文盲、战争要好听得多。
　　问题是，这种崇高的目标，就自然产生一个观点：为了未来，今天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为了消灭饥饿，所以先征粮，为了实现工业化，可以先让农民忍一忍，为了真正的自由，可以先取消现在的自由，为了人民，可以先替人民决定什么是人民利益。
　　然而问题是，所有的暂时，最后都很长。
　　集体化当然有它的好处。提高农业效率，解决粮食采购，支撑工业化，创造新农村。话都没错。可到了地里，事情就变成了征粮、指标、强制入社、划分富农、惩罚反抗者。
　　最后，粮食从农村消失，农民留在农村挨饿。
　　你去问，怎么饿了？他说这是局部困难。
　　你再问，为什么不能说饿？他说敌人正在利用你的情绪。
　　你继续问，人死了怎么办？他说胜利需要代价。
　　它不会否认你的痛苦，但是他会给你的痛苦找到意义，你不理解，那说明你觉悟不够。
　　到这一步，饥饿就不是生理问题了，是思想问题。人只要饿，那思想就需要审查。
　　你甚至连沉默都做不到，因为他们说你心里有鬼。
　　社会有饥饿并不可怕，有疾病也并不可怕，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最令人恐惧的是饿不准叫饿，错误不准叫错误。一个人站在那里，胃饿的反酸，脸上还得表现出对未来的信心。
　　我和某些朋友见面的时候，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更好的社会形态呢？
　　我一般的回答是：第一步是，这个社会得允许让人喊饿。
　　在我看来，社会这种东西，最怕一上来就往崇高走，最开始越崇高，人就容易脏兮兮地死在没人知道的地方。
　　解决饥饿，不是靠宣布饥饿不符合正义，而是靠农业、物流、产权、市场、救济、财政、技术和稳定预期。
　　解决疾病，不是靠歌颂生命神圣，而是靠医院、医生、药品、公共卫生、科研体系、医保支付和允许医学承认失败。
　　正义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照顾到了，而是即使你不喜欢某个人，他也有程序上的权利。
　　和平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冲突，而是冲突发生以后，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不至于马上拿刀。
　　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是谁替你设计好幸福生活的样子。自由是你可以做选择，可以不参加你的理想，可以犯错，可以退出，可以说这套东西我不信，也可以在你画的蓝图旁边摆个摊骂你是个傻逼。

　　一个好社会，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
　　一个好社会，是问题允许出现，允许说出，允许纠正，而且纠正问题的人不会先被解决掉。
　　雅典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要把多数、自由、公共参与神化。多数会犯错，公民会自私，民主会煽情，自由会排除一部分人，正义会变成广场上的情绪。
　　苏联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要把未来、平等、人民、崇高理想神化。未来不一定会兑现，平等有可能被阻止垄断，人民可能变成一个不能说话的名词，理想可能变成现实中的谁都不想的东西。
　　人会饿，会病，会怕，会贪，会懒，会嫉妒，会想占便宜，会突然善良，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决定重新做人。制度如果装不下这种人，它装下的就只能是木偶。
　　木偶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自由。
　　所以我不太相信建立天堂这件事。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天堂。因为所有自称要建天堂的人，第一件事就是筑墙，第二件事是告诉你，门外都是敌人，门内不许怀疑。
　　我们真正要建设的，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下地狱的社会。
　　很多自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人，连这一点都是做不到的。
　　他们一边说人人自由，一边把不赞成的人记下来。他们一边说消灭饥饿，一边不让人谈粮食。他们一边说正义，一边要求受害者顾全大局。他们一边说和平，一边干掉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
　　你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为了那个没有饥饿、没有疾病、充满正义、充满和平、人人自由的社会。
　　其实他们要建立的不是好社会，他只是想换一种说法让你闭嘴。
（来源：知乎 作者：马修 配图：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