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网友：中国的地方债怎么办，到底能不能靠拖来化解？

　　中国的地方债到底能不能靠拖来化解，这是当下很多人关心、也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只是看新闻标题或者财政部发布会，你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节奏：没有违约，一切可控，平台在转型，结构在优化，专项债额度在释放，中央也在稳住大局。这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地方债问题虽然大，但拖着拖着可能也就过去了。
　　但如果稍微深入看一看债务数据、财政结构和地方政府真实的收支状况，问题就远没有这么乐观。

　　地方债的本质，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花未来的钱做今天的事。一方面，地方有大量刚性支出，包括工资、运转、民生保障。另一方面，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的出让和转移支付。
　　过去靠卖地能填上缺口、还能搞基建、拉投资，但这条路已经快走不通了。二三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跌破七万亿，二四年还在持续下滑。多个省份甚至公开表示，已经靠卖地还债都不够。
　　地方债不是一场短期的流动性问题，也不是几轮再融资能解决的结构性错配，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靠拖，是可以拖一阵子的，而且眼下说实在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拖。
　　但现实又是拖不了太久，而且拖得越久，代价越大，窗口也越窄。
　　这就是两难的困境。
　　首先，解释第一个基本判断：
　　为什么靠拖，短期能顶住。
　　要从两个层面讲，中央层面：
　　二四年中国政府综合债务率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五十五左右，其中中央政府显性债务率仅为百分之二十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中等水平。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仍有能力通过发债、再融资或设立债务调剂基金，对部分省市进行托底。
　　另外则是，地方政府层面：
　　这里我们明白还要一件事，所谓政府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财政共生体。
　　地方政府不是公司，它背后有行政资源、土地资源、审批权力、财政调度权，甚至是人事任命权，这些资源的调配，使它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扭曲规则，硬压风险。
　　这是理解地方债为何不违约的核心，也是政治逻辑在经济问题上的直接体现。
　　很多地方实际上早已到了债务技术性违约的边缘，但地方政府会用各种方式避免一纸违约发生。
　　这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命令融资平台先偿债后运营，哪怕停工停产。
　　政府很多平台公司如今几乎没有任何现金流来源，但仍在按期还本付息，就是靠地方财政统筹、拨款、或要求平台变卖资产、拆借资金，实质上是挤出式还债。
　　也可以动用财政非标资金隐性支持。
　　包括但不限于动用国资经营收益、城市公用事业收入、预算调剂资金等，这些虽然不入政府正式预算，但可临时救火以支持兑付展期。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可以协调属地国企、城投集团之间互保互贷。
　　地方政府可以协调辖区内的资源。让盈利较好的平台暂时为亏损平台担保、代偿，避免出现技术违约，实质上是靠行政权力协调在补血。
　　以上措施如果都失效了，政府直接对金融机构施压或政治劝导。
　　银行、信托、保险等机构在本地开展业务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地方往往通过行政手段要求配合续贷，甚至在地级市范围建立风险协调机制，维护地方信用底线。
　　那么，这时候很多人会问，地方政府为何不敢违约？
　　你可以花钱，可以举债，但是一旦违约，意味着政治责任将明确化。
　　现在所有城投债、平台贷款、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合法性都处在灰色地带。一旦债务违约，这时候就必须明确这是谁批准的、是否超权力、是否违规举债，而这就牵涉到官员晋升、责任追究、甚至纪检问责。
　　而且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体制中，避免公开财政失败，是地方政府最强烈的政治刚需。因为这不仅是财政事件，更会引发社会稳定风险、金融市场恐慌，以及中央对该地的直接介入。
　　所以宁可砸锅卖铁、削减基本服务，也不能出现第一笔政治违约。
　　换句话说，地方债违约是一种权力塌陷的象征，而不是单纯的财务事件。
　　在这种政治动员下，只要中央不放弃底线稳定，地方政府就会动用一切手段维持表面上的信用。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
　　这种维稳不是永动机。
　　它靠的是资源错配、信用透支、行政动员和短期挤压。拖是有风险的，本质上拖字诀是把时间当成资源在消耗，而这个资源是有限的，用结构优化包装慢性展期。
　　这些做法确实能缓一口气，而且操作层面相对隐蔽，不至于让市场恐慌。但它们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
　　钱从哪里来还？
　　根据财政部今年三月披露的数据，截至二零二四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四十一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这还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将通过地方融资平台、PPP、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基金等形式形成的隐性债务计算在内，多家研究机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在九十到一百万亿元之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这是一笔什么量级？
　　作个对比：
　　二四年，中国财政总收入为大概二十二万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十二万亿元，比二三年还略有减少。
　　而据中金公司测算，二五年，地方平台债务年均到期额约为八点五万亿元，其中包括五点一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一点八万亿元的债券和一点六万亿元的非标融资。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仅偿还到期债务就将吃掉一半以上的地方财政空间。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传统收入来源正在枯竭。中国土地收入的峰值是二一年的八点七万亿。二四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四点八七万亿元，较二三年下降百分之十六。土地出让收入负增长，多个地级市土地流拍率超过百分之十五，甚至出现零成交月度。
　　另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地方税种结构单一，导致地方财政持续吃紧。即便经济稳住，也不足以支撑债务清偿。
　　这意味着一个事实：地方政府最主要的非税收入支柱正在塌陷。
　　目前中国地方债总额，显性加上隐性已经超过九十万亿元以上，到二七年前是债务高峰期，到期压力巨大。而地方政府能自由支配的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很多地方出现连年下滑。以山东某地级市为例，二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一百二十亿元，却要承担两百多亿的融资平台债务，债务率已经超限。
　　可以说，现在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级市处于吃饭财政状态，即所谓财政收入连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都难以全面覆盖到。这类情况在中西部城市尤为普遍，而这些地方过去之所以能借钱搞建设，是因为预期地价、房价会上涨，未来能还。
　　而如今这种预期彻底崩塌。
　　除了这些：
　　另外，金融上拖的基础是有银行体系愿意借新还旧。
　　但二四年城投债务融资已经出现分化：高风险城市融资平台再融资成本飙升，债券二级市场贴现交易不断增加。
　　中债登数据指出：
　　截至二四年四月，全国AAA平台债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三点五，而AA平台债利率超过百分之六点二，部分高危地区AA级平台债甚至出现融资失败。这反映了市场信用判断已经分化，一刀切托底越来越难。
　　货币政策上拖的基础是利率持续下降，但中国当前的利率已处于下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经数次下调至一年期的百分之三点四五，但边际刺激效果减弱，实际企业与政府融资成本并未显著下降。同时宽货币已不再带来宽信用，银行惜贷现象加剧，信用投放意愿不足。
　　这意味着即便流动性宽松，也难以有效传导到地方债务市场。
　　那么这种情况下，拖下去会出现什么？
　　第一个风险是财政空间被彻底压缩，保基本运转都困难。现在有些城市已经暂停更新公共基础设施、冻结招聘编制或者公务员工资延发。
　　第二个风险是金融风险外溢，银行的贷款大量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上，一旦展期失败或平台违约，银行资产质量直接受损。目前不少区域性银行的地方债贷款占比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不是小问题。
　　第三个风险是市场信心崩塌，一旦外界开始重新定价城投信用，所有发的债都要提高利率发，反过来又加重利息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换句说：
　　现在城投债拖得越久，真正用于发展、民生和改革的资源就越少。平台信用越保，市场机制越失效；银行越配合，系统金融风险越积压。
　　当没有更多资源可以调动、没有更多机构可以接盘、没有更多非标资金可以挤出时，这套体系就会走到极限。
　　那么到底能拖多久？
　　说句实话，没有一个确切的时点。

　　但有两个判断指标可以参考：
　　一是财政可持续性指标，比如地方政府收入与债务利息的比例，如果利息支出占比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个财政体制就表示快要失控了。
　　二是金融系统容忍度，比如不良率是否持续攀升、平台债在二级市场是否频繁进行折价交易、是否频繁靠政策兜底。
　　根据多方测算，可能这个预测不太准确，拖的窗口大约只三年到五年左右，尤其是最近两年会特别困难。
　　如果继续靠拖，问题不出是最佳结果，但更可能的是，最终某些地级市因收入枯竭、融资受限而违约，带动市场对平台债务重新定价，形成风险外溢。
　　而一旦城投债、银行贷款、信托产品等全线出现违约连锁，地方债危机就会演变为金融危机。拖是保守选择，但拖到最后极可能被动爆雷。
　　所以，地方债不可能靠拖熬过去，只能靠改革化掉去。拖不是目的，是策略，是为了争取好时间窗口。但如果这个窗口期里没有改革，没有重构，就只是用更长的时间制造更大的爆点。
　　很多人问，那怎么办？
　　很多人觉得中央明确表态，绝对不会不兜底地方债，这是在做甩手掌柜，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前段时间，财政部已经在推一些方案，比如地方债务重组试点，把高利率平台债换成低利率专项债。比如部分白名单项目会引入央企进行接盘，进行资产变现。还有推动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清理冗余机构。
　　二三年，财政部还启动了部分重点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试点，向包括贵州、云南、甘肃等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定向下达再融资的额度、专项补助资金，允许这些地方通过更长期、低利率的债务置换旧债，从而避免短期暴雷。同时，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对银行系统进行窗口指导，要求银行不得抽贷、压贷、停贷，并协调对风险地区融资平台的续贷安排。
　　为了地方债，中央也是殚精竭虑，短期内能做的基本也都做了。
　　但也要说的一点就是这些都是技术动作，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如果不想地方债问题再这次还债之后死灰复燃，现在做的这些是不够的。
　　地方债真正解法，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化债，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主动重构，路径需要清晰、措施需要到位。
　　第一步是要彻底厘清债务底数。
　　地方债问题的根本在于不透明。过去多次强调摸清底数，但直到二四年，仍没有全国统一披露的隐性债务数据。
　　要想化债，必须知道债在哪里、多少、什么结构。当前地方隐性债务的最大风险在于不透明、难统计、难监管。要推进全国性地方债务审计，像九零年代清理三角债那样，做一次系统性资产负债清算。所有地方融资平台、政府投融资项目、未入表债务都要纳入财政部集中管理口径，彻底摸清全国真债务规模和结构。
　　第二步是分类处置债务，区别对待。
　　摸清总数之后，有偿还能力的项目债务，还是可以通过延长周期、降低利率、资产变现等方式缓释好压力。
　　部分可以由中央提供低息再融资工具或专项基金进行接盘。有明显亏损、无收入来源的债务，应该通过债务重组、破产清算机制予以剥离，配套问责机制，防止出现某些道德风险。对于难以处置但必须保留的民生项目债务，由中央财政出面兜底或转为政策性债务，统一管理。
　　第三步，收入端重构。
　　当前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中，过半来自非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极不稳定，必须推动税制重构。
　　房地产税这东西不要太多期待，现在肯定是指望不上的，法理依据或者利益纠葛实在太大，一时半会没法落地，但是还是可以推动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中央税种的适度地下放，提升地方财权。
　　对于支付转移政策，也必须要重新梳理，构建区域间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机制，防止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通过这些税源重建，才能为地方债提供偿债基础。
　　第四步，支出端瘦身。
　　虽然现在中央三令五申要过紧日子，但是有些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给一块碑加个盖子就要三百万，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
　　对这些单位，必须大幅压缩地方政府支出职能，实现财政瘦身。很多地方债并非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泛化支出导致债台高筑。要推动对地方政府职能进行清理，不再承担过多非公益类职责。
　　不再搞政绩工程、搞什么保GDP保排名，要建立预算硬约束、绩效考核、审计追责的机制。尤其是大量没有现金流的PPP项目、无收入来源的城投工程，应该停止新增，现有的能卖则卖、能转则转。

　　第五步建立地方债务出清与重组制度。
　　目前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隐性债务集中于融资平台。
　　这些平台既不市场化、也不财政化，是典型的制度夹层。接下来，应推动其回归企业本质，逐步剥离政府担保，由地方政府将其与财政脱钩，让其承担市场经营风险。
　　地方债是债，不是口头承诺。该违约的就要违约。
　　可以从少数信用最差的平台、项目入手，引导技术性违约，建立违约评级机制，引入破产程序和信用惩戒。破除刚性兑付是唯一能让市场真实定价的平台债务机制。
　　第六步是建立中央统一协调机制。
　　现在的地方债问题，已经不能靠每个城市自己解决，它已经成为全国性风险。应由财政部牵头，设立中央地方债务重组基金，统一对高风险债务做接管、重组、剥离，并搭配财政转移支付与再融资安排。只有统一调度和分类处理，才能真正压住风险底线。
　　最后，是建立信用奖惩机制与法治保障，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化债不能没有代价，对长期违规举债、财务造假、项目造假、责任失守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要有明确追责。对积极改革、自救有效的地方，要在转移支付、债务再融资上予以优待。
　　形成正向激励机制，避免拖得越狠、补得越多的逆向激励。
　　说完这些，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地方债能不能拖着化掉？
　　可以，但只能短期拖，不能长期熬。
　　只能拖出改革窗口，不能拖成系统危机。
　　二五年是地方债到期高峰年、银行不良确认年，也是城投融资市场真正再定价的一个拐点。如果再不动手改革，拖就不再是争取时间，而是推迟爆雷。而一旦拖到市场失去信心、金融系统暴露风险、财政功能被彻底压死，那将是代价巨大的硬着陆。
　　真正的选择，是在看似稳定的现在动手，而不是在被动崩盘的未来补救。地方债的问题最终不是财政的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应试题。
　　写不出答卷，就只能被动交卷。
（来源：知乎 作者：鞭临天下 图片：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