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监督者的特权，为什么“查别人”成了最安全的权力？

　　一
　　永乐十八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被凌迟。
　　罪名三十条，从“谋大逆”到“贪赃枉法”，从“私蓄亡命”到“僭用乘舆器物”。每一条都够死，但真正的死因，朝野心知肚明——他查得太宽，查到了不该查的人；他知道得太多，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纪纲的问题，不是他腐败。是他把“监督权”当成了自己的东西。
　　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是“公器”。但公器在纪纲手里，变成了私器——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查，全凭他自己的利益计算。支持他的人，平安无事；反对他的人，“证据确凿”；中立的人，“有待观察”。
　　这就是追问的第一层：监督权一旦私有化，“反腐”就变成了“反对我的人”。

　　二
　　纪纲不是第一个。
　　东汉的“党锢之祸”，宦官以“清议”为名打击士人。士人“结党”是“腐败”，宦官“用权”是“忠诚”。监督权握在宦官手里，“腐败”的定义就变了——不是“贪赃”，而是“不听话”；不是“枉法”，而是“不靠拢”。
　　唐朝的“牛李党争”，四十年，两派轮流执政。每一派上台，都高举“反腐”大旗，清查对方的“贪腐”。查出来的，是真的腐败，还是政敌？后人已经分不清。但“反腐”的旗帜，始终鲜艳。
　　你有没有察觉：一种旗帜，鲜艳到连举旗的人都忘了旗上写的什么？
　　三
　　明朝的“厂卫”，是监督权私有化的集大成者。
　　东厂查百官，西厂查东厂，内行厂查西厂。理论上层层监督、无死角；实际上，每一层都是新的权力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在选择性地反腐。
　　刘瑾当权，“八虎”之一，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查谁？查不给他送礼的，查不称他“千岁”的，查背后说他坏话的。查出来的“贪腐”，罪名是真的，但选择查谁，是私人的。
　　魏忠贤更甚。他建“生祠”，自称“九千岁”，令百官称他为“厂臣”。他查东林党，说东林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东林党真的干净吗？未必。但魏忠贤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因为他们是异己。
　　这就是追问的第二层：监督权私有化后，“腐败”的定义权变成了打击工具。
　　你有没有注意：一种定义，定义到连“被定义者”都觉得自己有罪？
　　四
　　但“武器化”还有更深的一层。
　　不是“查异己”，而是“制造异己”。监督权在手，就可以制造证据、罗织罪名、逼供信。纪纲的锦衣卫有“诏狱”——不经司法程序，直接下狱，刑讯逼供。刘瑾的东厂有“站笼”——让人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直到招供。
　　这些刑具，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制造真相”。需要你是贪官，你就是贪官；需要你是忠臣，你就是忠臣。监督权的私有化到了极致，就是现实扭曲力场。
　　你有没有体会：一种权力，强大到连“事实”都可以按需生产？

　　五
　　清朝的“文字狱”，是监督权武器化的变体。
　　它不是“反腐”，而是“反思想”。但逻辑相同——监督权（在这里是“文化审查权”）被私有化，变成了打击异己的工具。
　　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每一案，都是“有人举报”，都是“经查属实”，都是“依法处置”。但举报的人是谁？查的人是谁？依据的是什么“法”？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皇权及其代理人。监督权被私有化到皇帝手里，“反腐”变成了“反对我的人”，“反思想”变成了“反对我的人”。
　　这就是追问的第三层：监督权私有化的终点，是“朕即法律”。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终点，终点到连“终点”本身都成了起点？
　　六
　　那么，监督权为什么容易被私有化？
　　因为它天然不对称。监督者查被监督者，是“上对下”；被监督者查监督者，是“下对上”。在权力结构中，“上”有天然优势，“下”有天然劣势。这种不对称，如果不被制度约束，就会自然滑向私有化。
　　约束需要什么？需要反向监督——被监督者也能查监督者；需要平行监督——监督者之间互相查；需要外部监督——体制外的力量也能查。但这些，都意味着权力的分散，意味着失控的风险。
　　历代掌权者都做不到。他们宁愿忍受监督权的私有化，也不愿冒险失去控制。
　　你有没有感慨：一种选择，明知是饮鸩止渴，还是选择了止渴？
　　七
　　海瑞不懂这个。
　　他当过县令，当过巡抚，当过右都御史。他查过别人，也被别人查过。但他从未进入监督权的核心圈层，从未体验过“查别人”的快感，从未享受过“不被查”的豁免。
　　他的“干净”，是拒绝参与的结果。他如果当了锦衣卫指挥使、东厂厂公、御史大夫，他还会“干净”吗？
　　历史没有如果。但追问需要如果——位置改变人，还是人改变位置？
　　你有没有沉思：一种假设，假设到连“假设”都暴露了结构的真相？
　　八
　　今天，监督的形式变了。
　　巡视组、督查组、问责组，形式越来越规范，程序越来越严密。但“监督权私有化”的风险变了吗？
　　它变成了“选择性执法”——查谁、不查谁，看“大局”；变成了“运动式治理”——一阵风，查一批，放一批；变成了“政治化反腐”——反腐是手段，权力斗争是目的。
　　这些不是“腐败”，而是“策略”；不是“私有化”，而是“灵活运用”。但实质上呢？监督权仍然不对称，仍然可以被选择性地使用，仍然可以成为打击异己的合法武器。
　　你有没有警觉：一种进化，进化到连“进化”本身都需要被监督？

　　九
　　那么，监督权能被“去私有化”吗？
　　理论上能。需要信息公开，让监督的过程可查；需要程序正义，让被监督者有申辩权；需要多元监督，让单一节点失去垄断。
　　但这些，都意味着放弃“唯一光源”的执念。掌权者宁愿忍受“监督权私有化”的代价，也不愿冒险失去控制。
　　因为控制是确定的，透明是不确定的。确定让人安心，不确定让人焦虑。焦虑的掌权者，会选择“更紧的控制”，而非“更多的放权”。
　　你有没有顿悟：一种困境，困境到连“走出困境”都成了困境的一部分？
　　十
　　纪纲被凌迟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
　　人们来看这个“查贪官的大贪官”的下场。可看了之后呢？东厂还在，西厂还在，新的纪纲还在成长。监督权的位置，永远有人填。
　　制度没变，位置没变，诱惑没变。变的只是人，而人是最容易变的。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宿命，宿命到连“宿命”本身都是位置设计的？
　　十一
　　我们还在追问：当“反腐”变成“武器”，监督权是如何被私有化的？
　　答案不是“人性本恶”。答案是：监督权的不对称设计，让“查别人”的人“不被查”，让“不被查”成为特权，让特权成为寻租的空间。
　　武器化是暂时的，私有化是循环的，替罪羊是必需的。这就是监督权的宿命，也是监督权私有化的真相。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真相，真相到连“真相”都无人敢言？
（来源：网易 作者：一分为三看人生 图片：豆包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