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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监督者的特权,为什么“查别人”成了最安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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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永乐十八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被凌迟。
  罪名三十条,从“谋大逆”到“贪赃枉法”,从“私蓄亡命”到“僭用乘舆器物”。每一条都够死,但真正的死因,朝野心知肚明——他查得太宽,查到了不该查的人;他知道得太多,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纪纲的问题,不是他腐败。是他把“监督权”当成了自己的东西。
  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是“公器”。但公器在纪纲手里,变成了私器——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查,全凭他自己的利益计算。支持他的人,平安无事;反对他的人,“证据确凿”;中立的人,“有待观察”。
  这就是追问的第一层:监督权一旦私有化,“反腐”就变成了“反对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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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纪纲不是第一个。
  东汉的“党锢之祸”,宦官以“清议”为名打击士人。士人“结党”是“腐败”,宦官“用权”是“忠诚”。监督权握在宦官手里,“腐败”的定义就变了——不是“贪赃”,而是“不听话”;不是“枉法”,而是“不靠拢”。
  唐朝的“牛李党争”,四十年,两派轮流执政。每一派上台,都高举“反腐”大旗,清查对方的“贪腐”。查出来的,是真的腐败,还是政敌?后人已经分不清。但“反腐”的旗帜,始终鲜艳。
  你有没有察觉:一种旗帜,鲜艳到连举旗的人都忘了旗上写的什么?
  三
  明朝的“厂卫”,是监督权私有化的集大成者。
  东厂查百官,西厂查东厂,内行厂查西厂。理论上层层监督、无死角;实际上,每一层都是新的权力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在选择性地反腐。
  刘瑾当权,“八虎”之一,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查谁?查不给他送礼的,查不称他“千岁”的,查背后说他坏话的。查出来的“贪腐”,罪名是真的,但选择查谁,是私人的。
  魏忠贤更甚。他建“生祠”,自称“九千岁”,令百官称他为“厂臣”。他查东林党,说东林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东林党真的干净吗?未必。但魏忠贤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因为他们是异己。
  这就是追问的第二层:监督权私有化后,“腐败”的定义权变成了打击工具。
  你有没有注意:一种定义,定义到连“被定义者”都觉得自己有罪?
  四
  但“武器化”还有更深的一层。
  不是“查异己”,而是“制造异己”。监督权在手,就可以制造证据、罗织罪名、逼供信。纪纲的锦衣卫有“诏狱”——不经司法程序,直接下狱,刑讯逼供。刘瑾的东厂有“站笼”——让人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直到招供。
  这些刑具,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制造真相”。需要你是贪官,你就是贪官;需要你是忠臣,你就是忠臣。监督权的私有化到了极致,就是现实扭曲力场。
  你有没有体会:一种权力,强大到连“事实”都可以按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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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清朝的“文字狱”,是监督权武器化的变体。
  它不是“反腐”,而是“反思想”。但逻辑相同——监督权(在这里是“文化审查权”)被私有化,变成了打击异己的工具。
  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每一案,都是“有人举报”,都是“经查属实”,都是“依法处置”。但举报的人是谁?查的人是谁?依据的是什么“法”?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皇权及其代理人。监督权被私有化到皇帝手里,“反腐”变成了“反对我的人”,“反思想”变成了“反对我的人”。
  这就是追问的第三层:监督权私有化的终点,是“朕即法律”。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终点,终点到连“终点”本身都成了起点?
  六
  那么,监督权为什么容易被私有化?
  因为它天然不对称。监督者查被监督者,是“上对下”;被监督者查监督者,是“下对上”。在权力结构中,“上”有天然优势,“下”有天然劣势。这种不对称,如果不被制度约束,就会自然滑向私有化。
  约束需要什么?需要反向监督——被监督者也能查监督者;需要平行监督——监督者之间互相查;需要外部监督——体制外的力量也能查。但这些,都意味着权力的分散,意味着失控的风险。
  历代掌权者都做不到。他们宁愿忍受监督权的私有化,也不愿冒险失去控制。
  你有没有感慨:一种选择,明知是饮鸩止渴,还是选择了止渴?
  七
  海瑞不懂这个。
  他当过县令,当过巡抚,当过右都御史。他查过别人,也被别人查过。但他从未进入监督权的核心圈层,从未体验过“查别人”的快感,从未享受过“不被查”的豁免。
  他的“干净”,是拒绝参与的结果。他如果当了锦衣卫指挥使、东厂厂公、御史大夫,他还会“干净”吗?
  历史没有如果。但追问需要如果——位置改变人,还是人改变位置?
  你有没有沉思:一种假设,假设到连“假设”都暴露了结构的真相?
  八
  今天,监督的形式变了。
  巡视组、督查组、问责组,形式越来越规范,程序越来越严密。但“监督权私有化”的风险变了吗?
  它变成了“选择性执法”——查谁、不查谁,看“大局”;变成了“运动式治理”——一阵风,查一批,放一批;变成了“政治化反腐”——反腐是手段,权力斗争是目的。
  这些不是“腐败”,而是“策略”;不是“私有化”,而是“灵活运用”。但实质上呢?监督权仍然不对称,仍然可以被选择性地使用,仍然可以成为打击异己的合法武器。
  你有没有警觉:一种进化,进化到连“进化”本身都需要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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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那么,监督权能被“去私有化”吗?
  理论上能。需要信息公开,让监督的过程可查;需要程序正义,让被监督者有申辩权;需要多元监督,让单一节点失去垄断。
  但这些,都意味着放弃“唯一光源”的执念。掌权者宁愿忍受“监督权私有化”的代价,也不愿冒险失去控制。
  因为控制是确定的,透明是不确定的。确定让人安心,不确定让人焦虑。焦虑的掌权者,会选择“更紧的控制”,而非“更多的放权”。
  你有没有顿悟:一种困境,困境到连“走出困境”都成了困境的一部分?
  十
  纪纲被凌迟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
  人们来看这个“查贪官的大贪官”的下场。可看了之后呢?东厂还在,西厂还在,新的纪纲还在成长。监督权的位置,永远有人填。
  制度没变,位置没变,诱惑没变。变的只是人,而人是最容易变的。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宿命,宿命到连“宿命”本身都是位置设计的?
  十一
  我们还在追问:当“反腐”变成“武器”,监督权是如何被私有化的?
  答案不是“人性本恶”。答案是:监督权的不对称设计,让“查别人”的人“不被查”,让“不被查”成为特权,让特权成为寻租的空间。
  武器化是暂时的,私有化是循环的,替罪羊是必需的。这就是监督权的宿命,也是监督权私有化的真相。
  你有没有憬悟:一种真相,真相到连“真相”都无人敢言?
(来源:网易 作者:一分为三看人生 图片:豆包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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