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好文：清末新政为何没有挽救大清，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按教科书，说新政和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然后全国人民没上当，于是就失败了。
　　如果要听一句话总结，那么这也大差不差。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如果要从头说起，要讲清楚来龙去脉，那就说来话长了。
　　这回咱们只聊这个最后一哆嗦的问题，也就是宣统朝的事儿。在宣统朝之前所有的事情都算是铺垫，真正把这个事儿搞呲了，还是宣统朝各方势力的共同作用。
　　下面正文开始。

　　回銮后的中央政局，总体上来看是非常脆弱，非常无力的。
　　拜甲午后一连串的激烈政争所赐，朝堂上各派系的实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失。从清流到北洋再到勋贵，不论哪边，其实力跟甲午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因为太后在戊戌、庚子的暴走，列位臣工在办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脑袋。一般来说，建言献策，大家踊跃举手发言；一到见真章需要有人拍板，就都往后稍了。
　　同时再加上戊戌和庚子两次大乱，一批本来可以按照正常方式提拔到中枢的大臣被排挤或者丢了命，导致人才储备上也出现了极大的断层。
　　回銮后的军机大臣如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张之洞，这些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家伙，这些人在军机处，你指望他们做大事那必然是不可能的，他们每天能够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同样像瞿鸿禨、林绍年、荣庆、铁良这些所谓的少壮派，资历背景上不太够，能力上也都不是什么天纵英才，因此表现也都不太令人满意。
　　再加上一位生瓜蛋子载沣。
　　回銮后中枢政局的总体方针，就是内限庆袁，外收地方。但实际上，效果极其有限。
　　庆袁一党身兼浊流和新政专家的双重身份，并且手握重权。按照以往的政治实践来看，似乎扳倒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庆亲王屡遭弹劾却屹立不倒，反而反手一击就把新一代的清流领袖瞿鸿禨搞掉。慈禧太后不会在找到新的操盘手之前贸然换掉旧人，这说明，庆王的位置暂时无人可以取代。载沣当然是个人选，但此时出头的他还翻不出什么浪花。慈禧屡试不爽的以清流制衡当权者的政策已经失去了作用。
　　但庆袁一党的优势又十分有限，庆袁本人的威望和分量就先天不足，二人能够坐大，与其说是慈眷隆重，倒不如说是老太后无人可用只能因势利导。况且就个人能力而言，奕劻不要说跟奕訢比，就是跟奕譞比他也不如。
　　反庆袁的瞿鸿禨、铁良也并不是联盟。铁良的路线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翻版，同样出身荣禄门下，同样没功名，同样靠军中效力获得政治地位——唯一不同的是，铁良是旗人。
　　瞿鸿禨在光绪末已经退出了政坛，因此本文不再赘述，他大概是清朝最后一个能称得上清流领袖的人物，他之后清流势力几乎完全沦为在野派。
　　载沣自然是太后钦点的新贵，但由于他太年轻，并且老醇王去世又太早，老醇邸派系事实上早就清零了。他是要重新另起炉灶的，对载沣而言，他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总结一下，光绪末、宣统初，北京政坛面临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局面，那就是，每个派系之间都有矛盾，但每个派系也不具备主持大局的能力。庆袁一党有优势，但反庆袁的势力加在一起他们又吃不消。
　　载沣上台之后，开始主动打破平衡，突破口自然是跟他有国仇家恨的袁世凯。一方面要为兄长出气，另一方面则是要接管北洋军力。摄政王原本是要杀掉老袁，但经过多方合计勾兑之后，改成强制开缺，回家养病。
　　袁世凯开缺后，中枢的北洋势力暂时被挂起，表面上看，载沣所代表的新贵暂时获得了优势地位。
　　按下这帮“反动势力”不表，咱们先讲立宪派。
　　立宪派不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的权力不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
　　他们要求的权力仍然是旧式的官僚权力，只不过这次他们想摆脱对皇权和顶层权贵的依赖。
　　君主立宪，字面上意思是君主颁布一条宪法，然后全国都照此执行。宪法既能约束人民，也能约束君主。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比较“务虚”的口号。毕竟宪法更多代表一种精神，一种约束，而不是实际的利益分配。
　　因此立宪派对立宪二字，实际上颇有醉翁之意，他们更关系的是自身权益。
　　这个明确的政治诉求就是“责任内阁”。
　　这个名词往往跟“君宪”同时出现，但含义却大大不同：
　　责任内阁目指行政权，而行政权则主要依靠人事权获取。简言之，就是内阁总理大包大揽，主要行政权由内阁把控，而由国会进行监督。
　　如果总理搞好了，就一直做，搞呲了，国会啪啪一弹劾，您就得下台滚蛋。
　　用立宪派的话术，这是要让皇上“垂拱而治”。

　　所以立宪派的目标，就是先控制国会，再形成内阁。
　　退一步讲，即使不奢求一步到位，也可以通过国会对行政权进行限制，以防光绪年慈禧太后各种骚操作，把事情搞砸了又不用负责的闹剧重演。
　　这个操作对于中国官场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之前依靠的是翰詹科道，主要依靠通过奏折的形式写小字报。现在把小字报弄到了台面上，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解决问题。
　　翰詹科道四个字，就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专属特权，他们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行事作风非常一致，从明到清，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这帮以笔为枪的清流倒好像从来不带换的。
　　比如立宪派领袖张謇，如果不是帝党倒台太快，他未来铁定是清流领袖——事实上他那个状元是内定的，翁同龢求贤若渴，就是把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的。
　　再比如老一辈清流名将，宣统帝师陈宝琛，自打中法战争战败，他被追究责任而罢官之后，就一直在老家福建办学、办实业，宣统朝被召回，然后就跑到弼德院当顾问了。
　　立宪派的底色就是旧知识分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由体制外精英（至少是实权较小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大佬、能够影响社会舆论的大仙儿们领导的各级士绅阶层。
　　这个阶层，你跟他们说宪法、人权，他们不一定懂。
　　你得跟他们讲，往后咱不用以笔为枪了，有仇的话咱们在国会当场就报了。
　　那帮丘八出身的和宗室贵胄，你让他们跟咱们打嘴炮，只能说，奉劝您想好了再说。
　　这位问了，说宗室里也有学识渊博见识高的，也能打嘴炮，不一定落下风呀。
　　这您就不懂了，宗室里的清流，自我认同一般都是清流，并且无一例外的都是远支皇族，近支的压根不带他们玩儿，话说有好前程的谁吃饱了撑的来这卷科举啊！
　　清流宗室摇身一变，跑到立宪派阵营里当个头头脑脑的他不香嘛？
　　所以拿宣统年的政局来看，只要军机处一撤，后续就将是茫茫多的麻烦。
　　首先是政治惯性，不会因权力机构的改头换面而刹车。
　　晚清宗室势力的抬头其实是个偶然，简单说，从同治朝开始，君权出现巨大危机，不得已采取了两宫-近支宗室共治的体制。两宫把握最高权力，恭王领班军机负责政务实施。
　　虽然慈禧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斗败了奕訢，但马上她又扶植了奕譞，以及像世铎这种被推出来挡枪的远支。
　　慈禧跟光绪闹掰后，又想借助载漪和载勋去废立。庚子国变，载漪载勋被拉出来当祸首，于是太后的布局又瞎了。无奈只能用奕劻。
　　这里插一句，以庄、端二王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种种，就算最后洋人不追究他俩，慈禧回銮后，估计他们也活不过三集。
　　回銮之后，她这回打定主意，还是可着醇邸一只羊去薅羊毛，这样开始培养载沣。
　　也就是说，晚清这个宗室势力的抬头，其实主要源于慈禧的一通骚操作，一开始只是权宜之计，后来就是各种补丁摞补丁。
　　但直到光绪末年，宗室的势力也很难用“翻身”来形容。跟从前相比，他们在实权上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但放在整个官场来看，他们无法动摇政治生态的根基。
　　就算他们能通过骚操作在最高层一时占优，但从宏观来看，他们在中层、基层，根本没有足够的党羽。
　　尤其是，科举停了，但各地的新学，几乎都是由旧学转变而来。就是说负责新学的还是原来出身于礼部、翰林的那些个学究。

　　只要阵痛期一过，话语权就还在士绅手里。
　　这个不是我瞎说，大家可以看看民国时的那些学问大家，哪个不是跟旧学有渊源？比方说，蔡元培本人就是前清翰林闹革命，陈独秀有秀才功名，胡适是清朝公派留学生，鲁迅他爷爷是前清官僚……
　　所以对于士绅阶层来说，不着急，先看你表演。
　　国家的未来，压根不在宗室手中。
　　文脉他们抓不住，刀把子就更别提了。
　　所有新军，不论南北，不论海陆，往根儿上看，基本都出自淮系北洋，这一点也毫无疑问吧。
　　北边的，老段、老冯、三哥，这都是从淮军进武备学堂，再沿着淮军-新建陆军-武卫军-北洋新军的路径一路成长的。
　　南边的 ，比方老黎、萨镇冰，这又是北洋海军出身的。
　　所以吹张香帅给满清掘墓的，应该换个方式去吹培养这些高级干部的李中堂。
　　再小字辈的，比如什么吴禄贞、馨帅、又铮小可爱，阎老西，这帮又是留日生，可以用又反动又黄色来形容，宗室就更影响不到他们了。
　　李鸿章倒台后，北洋传给荣禄，荣禄传给袁世凯，这个过程中，宗室根本没有插手的空间。
　　载沣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估计会回忆起许多年前，他老爹意气风发掌管神机营的那个下午。
　　当然神机营这个清朝最后的可靠八旗武装，早就随着庚子国变飞灰烟灭了。它的最出色战绩，就是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载沣跟德国人熟得不行，因为最后是他跑到德国跟人家赔礼道歉的。
　　所以宣统年的载沣，用一句文不成武不就来形容，毫不过分。
　　所以以这个现实来看，载沣一上台就开缺袁世凯，倒也不是什么昏招。
　　和阵容强大、盘根错节的文官阵营相比，武将阵营似乎有比较容易突破的点。
　　并且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北洋军的高层，比如段祺瑞、冯国璋，其实对老袁本人也没那么忠心。
　　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载沣用浊流的方式去收编用浊流建立起来的北洋军，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情到这里，似乎载沣的解法也难说有多大问题，无非是先把枪握住，再去搞定文官。
　　况且资政院里还有50%的钦选议员名额，摄政王不说得心应手吧，维持个大面上的安稳问题不大。最多就是继续让渡一些权力嘛。
　　与此同时，载沣跟铁良的矛盾又激化了。很简单的事儿嘛，你把陆军安排给载涛，那么原来掌握陆军的铁良自然不开心，跑到隆裕太后跟前吹风，怂恿太后停了载沣自己垂帘。载沣能忍？原来同一个战壕里斗袁的二人反目，铁良被扔到了江宁当将军。
　　陆军落到了大清第一伯乐涛贝勒手中。但涛贝勒的天赋全点马身上了，玩儿马他可以说举世无双但玩儿人，抱歉，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吗？
　　宗室之间，以载沣为首的少壮派和以老庆的矛盾也很深。
　　老庆已经身居高位接近20年了，虽然一贯官声很差、并且跟袁世凯过从甚密，但他该有的责任感还是有的。他虽然贪，但绝不昏，老庆是当时高官中最知名的新官制鼓吹者，或者说是最坚定的体制内改革派。
　　因为他在晚清官场里浸淫多年，晚清这套修修补补的行政系统真的无法适合时代需要了。
　　他的步子比一般人都大，他不但要责任内阁，还建议一步到位，搞三权分立。
　　但对于载沣的追随者来说，老庆占着这个大长老的位置，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掌权的时候不分权，你70多了开始搞分权，你这是要分谁的权？何况他还跟大仇人袁世凯不清不楚。

　　所以说，在宣统二年之后，满人内部也是尔虞我诈，危机四伏，甚至宗室之间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到了宣统三年，由于国内舆论压力太大，预备立宪期被一再缩短，最后不得不在本年内赶鸭子上架。
　　也就是说，这个后来“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实际上是在中枢一片混乱，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出台的。
　　况且这个内阁本来还有“过渡”二字，但出台之前，载沣认为这俩字不合适，于是改成了“暂行”。
　　在国内政局不稳，南方起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时候，因为立宪派的舆论压力，就贸然搞这种伤筋动骨的大动作，似乎只能用“勇气可嘉”四个字来形容。
　　事出仓促，无奈上马，这个不是载沣的问题，要怪只能怪回銮后耽误了太长的时间。庆、袁当政时，几次对立宪的尝试，都因各方势力的阻挠导致无疾而终。最后聊来聊去，聊出个9年期的预备立宪。当时慈禧、光绪还在，立宪派虽然多有不满，但不敢出声。
　　现在太后死了，立宪派一见载沣这个怂人立马压不住火了。
　　说了这么久，终于入了正活，对“责任内阁”四个字的理解。
　　首先我们之前说过，作为清末君宪的最大鼓吹者也就是立宪派来说，他们的需求是更明确的权力，并要求内阁能够对政令负责；
　　而作为实际上在官场混迹多年，深知晚清行政之弊病的庆亲王来看，他要求内阁成员不要再像以往军机处那般推诿塞责，遇事甩锅——他更希望能责任到人，该你负责的事儿你必须拿主意，出了问题也能第一时间找人担责。
　　最后，作为此次政改的实际掌舵者摄政王载沣来说，他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权力集中起来，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但晚清的集权衰弱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体制性的全方位问题，是原来的集权方式无法适应新时代，这个趋势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想重新集权，并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重新设计并建立一套适应新时代的集权体制——这显然超出了载沣的能力。
　　据说这个暂行内阁名单是相当难产的。因为载沣的算盘是收权，所以这个名单必然不能体现当时的政坛势力、派系的实力分布。于是各种拆兑、换马，有些被赶鸭子上架的又不乐意，所以一来二去，最后出台了一部被计入史册的庆亲王内阁名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皇族内阁”。
　　简单说就是，这是一部得罪了所有人的内阁名单，甚至有人在内阁名单上，却仍然对这个内阁极其不满。
　　皇族侵占了汉族官僚的利益，与之同时，非宗室的满族官僚同样被侵夺，损失可能还更严重。
　　所以这内阁名单一公布，举国哗然四个字，一点都不夸张。
　　为什么会哗然，不光利益分配有问题，上榜的这些宗室的能力也难能服众。
　　载沣当然也知道这些，所以他会一再强调“暂行”二字，在他看来，这个内阁就是他在跟时间赛跑的产物。
　　暂时糊弄一下，糊弄过去之后再从长计较。
　　但事情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庆亲王内阁成立于宣统三年四月初十，保路运动开始搞请愿活动是在当年的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局面失控，赵尔丰不得不在成都开杀戒了。

　　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清末的立宪过程，那就是一步慢，步步慢。
　　慈禧尚未去世时，由于中枢的各种勾心斗角，相互推诿扯皮，导致流程一拖再拖。白白错过了回銮之后的大好时机。
　　慈禧死后，载沣发现镇不住场了，压不住立宪派，只能妥协，结果一步就把蛋扯了。
　　从回銮到慈禧死前这段时间，是清朝的最后的复活赛。如果争分夺秒，未必一点机会没有。至少再续个十多年，到北方邻居改旗易帜，能够掏得起金卢布之前，问题不大。
　　复活赛没打明白，最后惨遭淘汰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开始分分锅，清朝立宪搞不成，谁是第一责任？
　　炮制出“滑天下之大稽”的皇族内阁名单的摄政王载沣吗？
　　当然，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你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拿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名单来。
　　事实上载沣最大的问题，就是放眼整个北京城，不，整个中国，他就凑不出十几个既有能力、又有威望，还能听他话的人。
　　威望高的，孙文。
　　能力强的，袁世凯。
　　听他话的，载涛载洵。
　　其实就连被他圈进皇族内阁里的那些宗室，跟他不对付的就大有人在——头一个就是老庆啊，他的总理大臣。
　　为了大局，他都捏鼻子忍了。
　　所以设身处地地想，载沣固然能力平庸，但也确实情非得已。
　　那么，鼓噪迅速立宪的立宪派有没有责任？
　　自然也有。前面已经讲过，立宪派不是现代党派，它只是一个拥有类似观点的官僚、士绅团体。在宣统年之后，他们除了不反皇帝（因为要杀头），基本什么都要反。
　　这也可以认为是对慈禧执政后期，各种政争以及高压政策的一种反弹。
　　但他们仍然跟早先的翰詹科道、御史言官一样，只负责喷，不负责建设——也不是不负责，先通过喷让自己上位后再说。
　　所以一群在野党，你还能让他们怎么做？
　　那么最后，就剩下北洋系了。

　　老袁：拜托不要哈，我脚有问题，现在在安阳当钓鱼佬，说到钓鱼，昨天我钓上来一条八斤重的鲤鱼……
　　北洋系在宣统年的政潮中其实并不跳——一方面是袁世凯已经开缺了，另一方面，这些已经成了气候的军头还在观望，他们开始鼓噪要等到武昌枪响，袁世凯复出之后。
　　所以算来算去，这个状况其实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造成的。这是整个局面的崩塌。
　　这就是晚清40多年，在现代化浪潮中所欠债务的总爆发。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总结19世纪崛起的东西方各国，不论其起点是高是低，国家是大是小，但共性有三点：
　　以广泛的国民共识构现代国族意识。
　　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动刀动枪来建立中央权威，比如南北战争、德意志统一战争和倒幕、西南战争；
　　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旨在提升政府效率、覆盖统治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相配套的财税、教育和兵役制度。
　　至于宪法、国会、选票、人权，是要达成上述三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大家会认为这些很好，那是因为，以当时的实践来看，这些手段是达成目的的最优方法。
　　至于什么兵器、什么装备，什么火车轮船，以当时的科技攀升速度，这些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如果不能真正化为己用，一批新装备过个五年十年就变成古董了。
　　真想上赛道，那就必须一直跟着人家跑。哪怕是吸尾气，也要顶上。
　　你再看大清朝就会发现，每一步都给出了反向最优解。
　　本来借同治朝的中兴气象，是有可能一鼓作气向前一步，来重塑中央权威的。
　　结果呢，太后正在和恭亲王内斗，所作所为都是瓦解权威的事情。
　　然后，到了光绪亲政之后，想塑造个人权威了，决定拿小日本试试刀，结果一刀批在钢板上，崩刃了。这下底裤露出来了。
　　然后帝后党争，这下相当于把中枢的所有不和谐都袒露在世人面前了。
　　国族共识更谈不上，旗民通婚要都等到光绪末年，都进入20世纪了才放开，那还是因为发现八旗实在是扶不起来才放弃的。
　　然后，在一个缺乏国族共识，也丧失了中央权威的国度，要搞一步到位的制度改革，改的过程还是瞻前顾后，昏头昏脑……
　　既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没有高屋建瓴的设计，把单细胞动物的应激性发挥到了机制。
　　清朝的落后，体现在“永远落后一个版本”上。
　　同治年间，开始搞洋务，自嗨为主，以为自己神功大成了。中法战争一检验，哦吼，不及格。
　　于是开始大办海军，还是自嗨，远东第一，世界第六，结果让小日本打得稀烂。
　　然后中枢内斗，这回学会发动群众了，从教案到内乱，从内乱到外战，然后辛丑条约了。
　　好不容易赢得了洋人的原谅，开始搞新政吧，结果仍然是内耗，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延宕搁置，错过最后的时机，然后被人一把扬了。
　　而晚清的这种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自始至终都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也没有合适的指导思想。
　　慈禧当政的40余年，总体上看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几次战争、政潮，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损害非常大。简单总结，甲申干掉了奕訢，废掉了旧清流；甲午弄残了李鸿章；戊戌又扫荡了帝党（新清流），而庚子则基本上又把守旧派八旗勋贵一勺烩。
　　这种轮换式、雨露均沾的政治打击，固然有利于消除朝中的派系，使得各个山头都不至于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但同时也让大批有可能进入决策层的人失去了前途。
　　而最终的幸存者，就是庆、袁这种更加实用主义的。

　　之前说过，慈禧没有政治理想和蓝图，她的这种清洗，很难说是有什么高深的意味。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获取权力（甲申、戊戌），或者是不得不做（庚子）。同时跟她清洗的效率比起来，40多年她几乎没有提拔一个“死党”，从前到后，她所有的宠臣和合作伙伴，最后都难免被她排挤出圈或者干脆除掉，这个名单会很长：
　　奕訢、李鸿藻、徐桐、孙毓汶、徐用仪、立山、刚毅、载漪、载勋、瞿鸿禨。
　　幸存者大约只有：荣禄、庆王。荣禄属于恰当的时候回来，恰当的时候死去，一点没用太后操心。而庆王则是那个最后幸存的老艺术家。
　　至于李鸿章，他始终也没有跟太后走太近。
　　这个名单的成分，也彰显出太后砍人的不拘一格：宗室亲王、清流大佬、浊流老粗，不论满汉，全TM放倒。
　　这些都是顶端的大佬，至少是六部堂官级别往上的，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追随着无数的小弟。每扳倒一个，就意味着无数人毕生前途付诸东流。
　　所以为了生存，晚清官员朝秦暮楚，改换门庭是家常便饭。
　　政坛环境越来越烂，剩下的人就越来越聪明。
　　国有诤臣，不亡其国。
　　爱新觉罗·难说。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满清第一掘墓人，倒也不算整活。
（来源：知乎 作者：多多·阿鲁卡 图片：豆包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