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势力范围都是穷地方，还是苏联把富地方变穷了？

　　为了安全，苏联的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军用技术。斯大林就曾说过：技术决定一切。
　　斯大林通过疯狂剪刀差，在农民身上汲取了巨额的原始积累，然后在美国大肆采购高精技术设备，从而迅速完成了第一代工业化。
　　只不过路径依赖一旦形成，错误就无法避免。因为全新的第二代高科技工业——信息工业，即将迅猛而来。
　　所以当1947年，人类第一个晶体管横空出世时，斯大林还在纠结二战中损失的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和2000万头猪，并以此为由拒绝归还美国援助苏联的100多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神枪98K闯出了赫赫威名，不是枪本身，而是枪身上的瞄准镜。生产瞄准镜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司。
　　1945年4月，美国打算用600辆卡车将整个蔡司搬迁到西德，但苏联同样也瞄准了蔡司，因此美国只用两辆卡车带走了愿意走的45个技术人员，然后在西德成立了西德蔡司。
　　而苏联则将剩余的蔡司整体打包，并笼络了蔡司的前员工，然后成立了一个东德蔡司。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在最顶尖的光学领域，西德蔡司依然一枝独秀。除了商业领域，西德蔡司在生物制药、军工制造、航天科技等等方面，都为人类前言科技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最顶尖的光刻机，蔡司便是唯一合格的光学供应商。
　　反观东德蔡司，不仅技术没有迭代，产品线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只能跨行去生产雷达。东德蔡司的特点就是人员众多、负债夸张。柏林墙倒塌时（苏联解体前，德国统一），东德蔡司有员工近7万人，其中一线员工不足1万，行政员工竟然高达6万。
　　摘录自作者：Neuvillette，苏联科技水平到底高不高？

　　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官方统计了几万个富人，发现这些富人，其中97.2%都来自党政干部，剩下的2.8%基本都是他们的亲戚。
　　斯大林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
　　从苏布的理论上说，苏布的官员代表着苏联人民最先进的一撮人。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带来的却是让苏布官员漠视人民的权利，并心安理得的利用手中职权攫取利益，这就是具有苏联特色的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就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以官职大小为依据，而不是依靠实践与逻辑，也就是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苏联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文化，苏联的官本位主要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官在苏联的社会等级中排名第一，享有最先进的医疗、最安全的食物，最丰富的物质、最多彩的生活，一切民众为官服务，一切决策由官说了算，官主导一切。
　　苏联的官本位文化还表现为全社会对官的追逐、崇拜、痛恨和羡慕。官员们的精彩生活，让苏联民众认为只有当官才能改变命运，于是苏联就形成了人人渴望吃公粮的官本位文化。
　　一言以蔽之，苏联的官本位，根植于俄国文化的服从性，人人痛恨特权，人人又想要特权。

　　苏联的官本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官员就是地位。
　　苏布建政以后，契卡一年就发现了10万多件贪腐案件，对此列宁无奈的指出：苏布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官员们看不起既没有特权又没有官场门路的人。
　　为什么靠自己辛勤劳动生活的人，反而在苏联没有地位？原因就是苏布的官员垄断了全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官员权力的全能化、万能化，便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官员的崇拜。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对于底层民众的蔑视。
　　第二、官员就是真理。
　　在苏联，官位越大，掌握的真理就越多。比如列宁就被宣传成了独一无二的天才；还比如斯大林直接被尊为真理的化身、永不犯错的全知全能之人。斯大林60周岁时的祝寿词更是蔚为大观，什么一切科学的泰斗，什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父亲。斯大林自己也不含糊，在他的治下，他的言论就是裁剪苏联社会一切现实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
　　第三、官员就是财富。
　　权力寻租、裙带政治，在苏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权力天然具有公共属性，原本是为公共服务，但苏联却创造性的把权力和财产的属性进行了颠覆，也就是在苏联权力私有化、财产官有化。比如斯大林的小儿子24岁就是中将，25岁就是军区首脑，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回忆说：他无所不为，也无所不能，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还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十年时间就高升内务部副部长，还受贿65万卢布，按苏联官方汇率折合美元110万，相当于一个苏联工人不吃不喝工作300年的收入。

　　造成苏联官本位文化的根源，也有三个方面：
　　第一、官位来源于体制。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为官本位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控只能依赖于庞大的官员体系，苏联的官员和行政人员，通过裙带、繁衍等等方式迅速膨胀，到40年代末期，平均每两名蓝领工人就要供养一名行政人员。
　　如此庞大的官员体系，必然让官员之间互相扯皮、办事拖拉，以至于无人负责。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只好依靠领导人的批示指示等等非法治的方法，从而就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官位来源于上级。
　　苏联打造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体系，一个人的官位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与官员的升迁荣辱没有任何关系，官员们自然官气十足。而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每一个政客的眼睛都是向下盯着、向下看，都需要面向社会和选民，因为他需要选票。
　　但在苏布的金字塔体系中，一切都正好相反，官员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民众的想法，他们官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只取决于上级的赏识，上级掌握着对下级的任免权，这种状况自然导致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必然会千方百计投上级之所好。
　　第三、官位来源于忠诚。
　　在苏联的金字塔体系中，忠诚意识被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虽然苏布没有公开要求官员对苏布的忠诚要高于对人民的忠诚，但实际上，要求官员对苏布无限忠诚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是为了苏布的利益，还是为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对苏布官员来说从不是一道选择题。
　　曾有学者批评指出，苏联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盗窃政体，一个人一旦成了苏联的官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需要缴纳投名状，要对组织无限忠诚和服从，这样组织就会给他以特权和财富。
　　在苏联，那些被上级认为具有高度忠诚意识的官员，常常不会因贪腐受贿而受到惩罚，但那些被认为忠诚度不高的官员，则难逃厄运。一旦被认为不忠诚，在斯大林时期就意味着坐牢或杀头，在斯大林之后，也会失去特权和晋升的机会。
　　这种对忠诚的特殊主义要求，在权力分配之时往往就会任人唯亲，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也会促使着上级将核心的官位给予值得信赖的人，以增强自己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砝码。
　　毫无疑问，苏联的官本位文化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苏联三巨头之一的托洛茨基早早就预料到了苏联的结局。他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断定，苏联有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是被无产阶级推翻，从而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第二是被资产阶级推翻，从而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是官僚阶层继续维持统治。
　　表面看苏联走了第二条路，实际却是第三条，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因为苏布是唯一一个在自己国家的葬礼上大发横财的组织。
　　能不能解析一下苏联的国家机构体系？
　　1937年，18岁女工举报父亲私藏半斤黑麦，获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
　　政治制度的真正试金石，在于它能否在创造幸福方面比先前的制度做得更好。——林肯1937年5月，位于东欧平原的东南部顿河河畔的顿河畔罗斯托夫被一片阴云所笼罩。这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一度被称之为苏联的南方之都。只是在阴云的笼罩下，几乎无人再去欣赏和享受那份静谧，人人都在思考该如何活下去。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肃反运动，已经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人人自危之下，谁也不知道枪子和明天谁会先来。而年仅18岁的女工瓦西里娅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因为她无意中在家发现了父亲私藏的半斤黑麦。在当时苏联无产阶级的怪调中，私藏黑麦是破坏了阶级团结的自私行为，是对“无产”二字的亵渎，其罪可诛。摆在瓦西里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告发父亲，该如何取舍？
　　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瓦西里娅选择了后者，她在顿河畔罗斯托夫万人批斗会上，高举父亲私藏的半斤黑麦，控诉父亲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这个富农破坏分子，妄图用麦粒颠覆苏维埃！三个月后，瓦西里娅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奖台上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而此时她的父亲却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
　　群众工作处
　　列宁统治苏俄时期，一直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发扬民主政治，可是等他到了晚年，发现苏俄正在逐步偏离轨道。为此，他做了不少准备，甚至多次向苏共中央建议早做准备，早点解决掉威胁，而斯大林则是他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性格暴虐，一旦他掌控了最高权力，那么将无人能遏制他那贪婪的权力之心。
　　可是苏共中央的一帮人却认为列宁的担心太过多余，以至于根本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还是把斯大林推上了最高位。结果等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之后，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了苏联遥不可及的迷梦，在光鲜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独裁与专制。为了排除异己，斯大林将权力当作尖刀，刀刀扎在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心脏之上，继而掀起了苏联历史上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在席卷苏共高层时，也在短时间内波及到普通民众，斯大林认为统治不能单靠觉悟，必须得用法律的形式来敲打苏联的每一个人。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斯大林借机将告密行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并授意内务人民委员会成立“群众工作处”。
　　全民互害浪潮
　　群众工作处，乍一听名字很民主，实际上则是设计全民告密的神经中枢，为了将告密行为有法所依，苏联修改法律体系，新增了知情不报罪，将沉默本身定为死罪。
　　这就能理解为何瓦西里娅因为半斤黑麦会告发她的父亲，毕竟一旦被旁人知晓她父亲私藏了黑麦，而她却选择了沉默，那么她也将被送上断头台。苏联这样的法律规定无疑是将维系社会的亲情关系抽打得支离破碎，而这正是斯大林想要的效果。
　　在群众工作处不断深入基层之时，苏联民众几乎人人自危，甚至连自己的至亲都不敢再相信。
　　想想也是，如果在睡觉中发了一句批判斯大林政权的坏话，那么第二天很可能就会被妻子告发，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还能泰然处之？既然家庭都没有信任可言，那么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糟糕，以至于很快掀起了全民互害浪潮。
　　自我繁殖毁灭
　　当告密互害浪潮席卷了苏联的每一个角落时，这种本就畸形的社会制度迸发出了极大的破坏力。为了让这种制度进一步深入人心，群众工作处又制定了告密积分制，比如说举报邻居同事能获得5分，揭发亲属积分加倍，关系越近，积分越多。
　　当积分达到一定的数值后，就可以换取当时的奢侈品留声机或者自行车……当告密成为生存的条件，家庭亲情伦理已经全面崩塌，这也给苏联文化基因带去了永久的损伤，走向了自我繁殖的毁灭之路。瓦西里娅的经历也只是无数家庭悲剧中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例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比比皆是。列宁格勒工程师彼得洛夫的案件也在当时轰动一时，起因是他的妻子在一封信中发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
　　妻子便将这件事说给了三个已经懂事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他的子女连夜撰写联名信，支持母亲大义灭亲，将他们的父亲送上了断头台，长女甚至在法庭要求亲眼见证父亲被处决的全过程。当社会制度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成了挥刀斩向身边人的利器，其实已经注定了毁灭。虽然赫鲁晓夫当政后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全盘否定，但那深刻在民众中的恐惧却久久挥之不去……
　　参考资料：《苏联真相》、《苏联史丛书》等。

　　1937年，18岁女工举报父亲私藏半斤黑麦，获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问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你如何保障英国人民吃饱饭呢？
　　对此，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的领导人一点儿也不懂经济学常识。因为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是计划思维。如果要让苏联人吃饱饭，就要成立一个庞大的中央计划委，开展极其复杂的计算和计划，才有可能接近这个目标。庞大的票证管理，甚至吃面条还是吃大米，都只能服从计划的配给。这听起来非常搞笑，明显违背经济学常识，却在苏联运行了数十年。虽然饿死了800万至3000万人，但依然有着无数的拥趸。
　　什么是经济学常识？
　　常识来源于公理，就像几何学一样。“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从五个公理出发，使用五种逻辑，共推出了465个定理，从而构建了几何学的大厦。
　　如果想要彻底推翻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就要推翻源头的5条公理，比如通过两点的直线只有一条。
　　所以，一个经济理论的源头公理，如果站不住脚，那么它的语言纵然再悦耳，许诺纵然再美好，也只是空中楼阁，随时可能崩塌。

　　因此，不仅为了能够吃饱饭，还为了能够吃好饭，并且能够满足挑食的愿望，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公理。
　　第一条公理、人的行为具有目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原本是出于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却做出了利他之行。
　　人皆有利己之心。因此，经济研究就必须从人的需求、人的动机、人的行为这些基本要素出发。如果无视这一点，只把人当成无欲无求、没有思想、没有行动的工具，那这样的经济学，根本不是造福民众的理论，而只是奴役民众的权谋。
　　而且任何集体的背后，也都是个体的人。很多人喜欢模糊这个概念，用一些集体的名称来隐喻，让一些不明所以的人认为，那些抽象的集体概念似乎也能行动。
　　但事实上，是集体里面的人在行动。既然人皆有利己之心，那么少数个人组成的集体，就会变成大公无私吗？
　　所以当明白了这个公理，一切困惑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政府为什么会腐败，集体为什么没有效率，家庭联产承包后，粮食产量为何会比集体公社大幅度增加。
　　第二条公理、市场是交易的过程。
　　人们为什么要交易？打个比方，你有番茄，他有鸡蛋，我有大米，我们三个交易，每个人就可以吃一顿番茄鸡蛋盖浇饭。
　　把这个道理无限放大，就是市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市场。想吃什么，需要自由交易。所以道理很简单，只有自由交易才能使经济繁荣。
　　自由交易会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他之行”。如果没有自由交易，那么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就像俗语所说：匠人要发、房子快塌。工匠想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这样就能不停的盖房子。
　　但如果有自由交易，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因为质量差的工匠不会有生意。
　　尽管自由市场是件好事，但有些人却不喜欢。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他们生意靠人情、发财靠权力。
　　第三条公理、法治是市场的基石。
　　法治越健全，自由市场才越繁荣。法治给市场划定了红线和底线，既确保了交易市场的秩序，又给了交易各方安全感。
　　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在市场准入、契约交易等方面，交易各方都有法治保障下的平等权利。
　　如果法治不完善，比如《劳动法》《救济法》等等成为摆设，私有产权不受保护，那么市场的各种要素就无法发挥全部作用。交易各方既无安全，又随时可能被拿来背锅。
　　第四条公理、分工是进步的源泉。
　　分工和交易密不可分。分工的好处不言而喻。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曾形象的举例说：如果不分工，人们连一只铅笔都造不出。
　　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的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这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
　　国际贸易本质上也是分工。因此，一个国家越是开放，参与的国际分工越多，经济就越容易产生良性循环。
　　第五条公理、一切皆有成本。
　　凯恩斯主义者们常说：市场会失灵。但实际上市场没有失灵一说，只有成熟与不成熟的区别。
　　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盲目的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但这明显不是本质。他们主张通过刺激手段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笃信政府，认为只要祭出干预的大棒，一切危机就会迎刃而解。
　　但一切干预行为都有成本。要知道，政府本身并不生产，那成本由谁来负担？又凭什么确保干预行为的收益会大于成本？事实上，干预行为往往会过度，往往会带来巨大的财政浪费。
　　而且长此以往，政府的干预还会让资本错配、风险累积，一旦危机爆发，伤及的将是千家万户。
　　第六条公理、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人类经济的荣衰与浮沉，源自层出不穷的创新。前赴后继的企业家冒险去创新，而创新会破坏市场的均衡，这就是“创造性破坏”。
　　世界上的信息不计其数，人类无法完全掌握，其复杂性也无法完全理解，当然犯错就再所难免。也就是说：任何的冒险，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机制或一种政策，可以包治百病。而一个好的机制或一个好的政策，自然是容错率非常高。
　　在市场经济中，无需全体人类一同去冒险，而是由一部分人去冒险，有成功也有失败，容错率自然就高。失败的自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成功的则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这就是过去两百多年，人类社会经济繁荣的奥秘。
　　从亚当斯密开创现代经济学以来，经济学的理论层出不穷，经济学大师群星璀璨。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的公理，那就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些声称会带来免费午餐的理论或者主义，可能是出于善意，但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就是由善意铺就的。
（来源：知乎 作者：卡卡罗特 图片：豆包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