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龙：童年几次迁徙的记忆

童年几次迁徙的记忆

杨再龙

　　从樊家坊到水库
　　肚脐右侧那道月牙形的疤，是时光在我身上盖下的第一枚邮戳。它比东升村水库组这个地名更真实——后者只是父亲烟袋锅里反复翻炒的词语，而疤痕会在梅雨季发潮，在冬夜被窝里隐隐作痛，像某种原始的胎记，标记着我与那个被水淹没的出生地之间，唯一的血脉牵连。
　　土郎中的灶膛火灰落在我肚皮上时，我我只有一岁多，大约还分不清疼痛与饥饿的区别。多年后奶奶说，那天水库的水漫过了田埂，你爸到处求人帮你治疗肚子疼，鞋都跑掉了一只。我便总在梦里看见一片浑浊的水，水面漂着草帽、木盆，还有个模糊的背影，裤脚淌着水，脊梁上驮着一团发烫的小肉。这或许是虚构的记忆，却成了我理解“故乡”的最初范本：它总是与水有关，与逃离有关，与某个被突然截断的瞬间有关。

　　从水库到聂家湾
　　聂家湾的阳光是甜的。邻居刘奶奶家的甜高粱在晒谷场边排成长队，绿亮的秸秆里藏着琥珀色的蜜，我和弟弟啃得嘴角发黏，秸秆的碎屑落在衣襟上，像撒了把碎金。她的铁锅总带着烟火的温度，剩饭与猪油在灶膛余烬里碰撞出的香气，能穿透半条巷子，勾得我们这些孩子围着灶台打转转。那时的甜是具体的，是舌尖能尝到的颗粒感，是胃里能揣住的实在，不像后来，甜总带着点转瞬即逝的怅然。
　　山塘里的野荠米藏着另一种哲学。攥在手里是扎人的脆，嚼在嘴里是清苦的甜，像极了聂家湾的日子。父亲用箩筐挑着我和弟弟来时，筐绳在他肩头勒出紫红的印，那印子与后来挑公粮时扁担压出的淤痕，在记忆里渐渐重叠。我们在聂家湾的木房屋里迎来妹妹，她的哭声像枚炸响的鞭炮，让这个临时拼凑的家突然有了根基——原来家不只是屋顶的茅草，更是哭声里藏着的鲜活气，是母亲哄她时哼的不成调的歌谣，是父亲笨拙地摇着摇篮时，嘴角那抹没藏住的笑。
　　学堂的路是用年粑粑铺成的。每天早上，母亲把蒸得暄软的粑粑塞进我书包，那温热的圆，是我与陌生世界之间的和解剂。邻居张三哥哥的手很暖，牵着我走过晒谷场时，能挡住大半的风。可下课铃一响，我还是要躲在他的背后——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的家都在原地，而我的家，似乎总在父亲的扁担上晃悠。这种不安，在看到屋基上空荡荡的木椽时，终于绷成了哭腔。我和弟弟坐在被拆毁的门槛上，看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根没人要的柴火棍。后来才懂，那不是家没了，是命运又一次扬起了鞭子，而我们，早已是习惯迁徙的候鸟。

　　从聂家湾到桑树塔
　　桑树塔的日子是用筋骨丈量的。砍柴时刀斧与树桩碰撞的闷响，是成长的第一声宣告；牛绳在掌心勒出的红痕，是与土地签订的契约；羊群漫过山坡时，那些流动的白，教会我什么是辽阔与约束。十二岁挑着公粮走在田埂上，扁担压得肩膀生疼，却第一次尝到了“分量”的滋味——不是饥饿时的空荡，而是沉甸甸的、能换来工分的实在。插秧时腰弯到极限，鼻尖几乎碰到水，看秧苗在泥里站成整齐的队，忽然明白：所谓扎根，原是要先把自己弯成谦卑的模样。
　　如今再看肚脐旁的疤，倒像个微型的漩涡。东升村的水、聂家湾的甜、桑树塔的土，都在这漩涡里打转。那些被迁徙切割的片段，那些看似离散的时光，原来都藏在成长的肌理里：疤痕是起点，甜高粱是慰藉，空屋基是转折，而田埂上的脚印，是走向成熟的刻度。

　　人这一生，或许都是在寻找故乡的途中。有时它是某个具体的村庄，有时是某道不会消失的疤痕，有时，只是邻居刘奶奶炒饭前那句“饿了吧”的乡音——无论走多远，那声音一响起，我们就知道，自己从未真正离开。
（本文作者：杨再龙 系二坊坪镇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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