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223年，蜀汉可能发生过一场被史书拆散写掉的储位战争

　　孟达在220年突然带着四千余家投魏，传统解释很简单：关羽败亡，他和刘封没有出兵相救，怕刘备追责；刘封又和他不和，甚至夺了他的鼓吹，于是孟达“惧罪，又忿恚封”，干脆投降曹魏。
　　这个解释最大的问题，是解释不了孟达自己后来干的事。
　　孟达投魏以后，不但没有和刘封彻底翻脸，反而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苦口婆心劝刘封赶紧跑。整封信谈的核心根本不是什么“你抢了我的鼓吹”，而是储位：
　　“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
　　接着又说：
　　“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
　　最关键的是：
　　“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
　　孟达的判断非常明确：刘封真正的危险，不在上庸，不在孟达，也不在“不救关羽”，而在于阿斗成为太子以后，刘备身边有人一定会利用储位问题不断制造刘备对刘封的猜疑。只要刘封失去手里的地盘和军队，回到成都，就危险了。后来刘封果然失上庸、回成都、被杀，临死前只留下一句：“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所以真正应该问的不是“孟达为什么背叛刘备”，而是：
　　孟达到底看见了什么？他嘴里的“左右”到底是谁？
　　我认为，把219—223年的蜀汉人事变化连起来以后，这封信可能就是一场储位政治斗争留下来的现场口供。

　　一、孟达跑路以前，很可能先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法正死了
　　法正在汉中之战后的地位，被后世严重低估。
　　至少在直接影响刘备最高决策这一项上，汉中战后的法正很可能已经压过诸葛亮。
　　诸葛亮当然仍然是荆州集团的组织核心，是刘备政权最重要的行政人物。但汉中战略是谁极力推动的？法正。真正跟刘备上前线参与最高军事决策的是谁？法正。
　　汉中王建立以后，法正又被任命为：
　　尚书令、护军将军。
　　一个进入中央行政中枢，一个进入军权体系。
　　而法正死后，诸葛亮自己说过一句极其反常的话：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自己都承认，有些事情他劝不住刘备，法正可以。法正与刘备之间已经形成了任何其他人都很难替代的私人政治关系。
　　而这时候法正只有四十五岁。
　　220年突然死亡，没有留下死因。
　　这件事对孟达意味着什么？
　　法正和孟达不是普通同事。
　　两人同为扶风人，又是一起入蜀投刘璋的。法正早年在益州混得并不好，史书甚至明确说他因为侨客身份被其他人攻击，“志意不得”。孟达和他属于同一批后来进入益州、却没有进入原东州权贵最高层的边缘人物。
　　刘备来了，两人才翻身。
　　尤其法正，一下从不得志的侨客变成刘备身边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所以法正对于孟达很可能不仅是朋友，而是政治保护伞。
　　如果法正还活着，而且仍然是那个“能制主上”的尚书令、护军将军，孟达跟刘封闹矛盾以后正常应该怎么办？
　　找法正。
　　刘封只是副军将军，又不是老板。
　　孟达何至于因为刘封抢了一套鼓吹，就把四千余家整个搬去敌国？
　　除非他发现：
　　我最大的保护人没了，而且他没得让我安心。
　　现存史料没有法正死亡月份，因此日历意义上无法证明法正一定死在孟达七月出逃以前。
　　但政治行为上，这个顺序最合理。
　　更重要的是，孟达后来自己又演了一遍。

　　二、孟达在曹魏第二次叛变，几乎复制了第一次
　　孟达投魏以后，曹丕非常喜欢他。
　　同时，孟达又和桓阶、夏侯尚关系极好。
　　后来曹丕死。
　　桓阶死。
　　夏侯尚也死。
　　史书记孟达的反应非常直接：
　　“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
　　然后诸葛亮一联系他，他马上又准备叛魏。
　　这个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他不是拥有本土基本盘的大族领袖，他高度依赖上层保护人。
　　保护人活着，一切正常。
　　保护人连续死亡，他第一反应就是：
　　这里不能待了。
　　那就没有理由认为，他第一次在蜀汉跑路时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
　　孟达在刘备集团最大的政治靠山就是法正。
　　所以“法正死亡—孟达立即重新评估政治安全—带整个集团跑路”，至少比“刘封抢我鼓吹，我气得投敌”符合孟达本人后来重复出现的行为规律。
　　而孟达逃出去以后写给刘封的信，又进一步证明：
　　他认为问题不是刘封，问题就在刘备身边。

　　三、那么“左右”是谁？先看219—221年到底死了哪些人
　　如果只盯着法正一个人，当然什么都证明不了。
　　真正诡异的是，法正死亡以后短短两年，蜀汉最高层发生了一次异常整齐的人事塌方。
　　关羽，败亡。
　　法正，死。
　　黄忠，死。
　　孟达，降魏。
　　刘封，被杀。
　　张飞，被刺杀。
　　单独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解释。
　　但是政治史不能永远把同一时期的人物拆成互不相干的六篇小传。
　　必须问一个问题：
　　这一轮结束以后，整个权力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案非常明显：
　　刘禅的继承风险迅速下降。
　　吴氏外戚的相对政治权重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刘备早期政权中的几个不同类型的独立权力节点却连续退出。
　　法正，是刘备本人扶起来的新贵谋主。
　　刘封，是荆州时期形成的旧继承选项。
　　张飞，是创业元老、顶级军头，而且即将成为下一代皇室的强力外戚。
　　孟达，是法正保护链中的另一军政人物。
　　这并不能证明：
　　“吴懿派人把这些人全部做掉了。”
　　没有这种史料。
　　但如果用政治案件的思路分析，而不是只读人物小传，至少应该问：
　　谁最有利益？
　　谁能够接近储位？
　　谁拥有宫廷和军事网络？
　　谁在这些人退出以后，持续获得结构性收益？
　　这时候，吴氏当然是最值得优先检验的一方。
　　更关键的是：
　　不是我们一千八百年以后才觉得不对。
　　孟达在当时就觉得不对。
　　他已经明确告诉刘封：
　　危险来自汉中王“左右”。
　　首先是法正。
　　四十五岁，汉中大战最大的政治赢家之一，尚书令、护军将军，突然死亡。
　　然后是黄忠。
　　黄忠不是一个本来就要死的七十岁老头 ，那个“七十岁白胡子老将”的形象，基本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
　　正史根本没有黄忠年龄。
　　唯一能拿出来证明他“老”的，不过是关羽听说黄忠被提拔以后骂了一句“老兵”。
　　“老兵”是政治侮辱，不是出生证明。
　　反过来看黄忠当时的实际状态：刘表时代已经是中郎将；入蜀以后“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定军山亲自率锋击破夏侯渊；219年刚刚被刘备提拔为后将军，与关羽、张飞、马超并列。
　　一个真正已经七十多岁、准备自然退休的人，为什么要占据汉中王新政权最高军职中极其宝贵的一席？
　　至少从刘备当时的人事安排看：
　　这更像是刘备还准备继续重用他，在把黄忠正式推进最高军事层。
　　如果我们进一步接受黄忠很可能是荆州黄氏军事网络代表的推论——黄忠本来就是南阳人、刘表旧将，而黄氏在荆州又有黄祖、黄承彦这一整套强大社会网络——那他的突然死亡政治意义就更大。
　　一个正在上升的荆州军界代表，突然在人生政治军事最高点也死了。
　　还是没有死因。
　　然后孟达跑路。
　　然后刘封被杀。
　　再然后是张飞。

　　四、张飞之死则更加诡异：一个掌万人军的国家最高军头，真的就是被两个受罚的小兵随手杀了吗？
　　传统叙事对张飞之死的解释也太顺了。
　　刘备早就警告张飞：
　　“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后来张达、范彊果然把他杀了。
　　完美报应。
　　可真正看原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张飞当时是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西乡侯，正准备率一万人从阆中前往江州，参加刘备亲自发动的国家战争。
　　如果一定用现代话类比，这已经是国家最高级军委领导之一，而且手里正掌握一个准备出征的万人作战集团。
　　当然，张达、范彊也并不是两个普通小兵。正史称他们是：
　　“帐下将”。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能够近身接触张飞的亲近军官。
　　但问题仍然存在。
　　他们在一个即将出征的万人军营里杀掉最高统帅；
　　割下首级；
　　成功离开军营；
　　还能“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
　　凶手甚至完整跑到了敌国。
　　这至少非常像一次经过准备的内部刺杀，而不是两个人晚上突然想到“明天张飞要杀我，不如今天把他砍了”。
　　刺杀本身并不难解释。
　　亲近军官就是最容易动手的人。
　　真正值得问的是：逃跑路线、船只、时机是否提前准备？为什么杀掉国家最高级将领以后，两个人还能从万人军中完整脱离，然后一路顺江跑进正在交战的东吴？
　　有没有可能只是个人复仇？
　　当然有。
　　有没有可能背后存在更复杂的政治联系？
　　同样不能排除。
　　而且张飞在221年的身份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他的女儿进入刘禅婚姻体系，成为太子妃。
　　也就是说，如果张飞活到刘禅即位，他就不仅是刘备创业集团中最后几个最高军头之一。他还是新皇帝的岳父。
　　张氏会立即变成一套真正有军队、有资历、有全国声望的外戚体系。
　　那吴氏怎么办？
　　吴氏是皇太后家。
　　张氏是皇后家。
　　而张飞本人的政治军事实力远强于一般外戚。
　　偏偏这个人就在刘禅即位前被自己的帐下将杀掉了。
　　张家婚姻还在。
　　张家的真正军事支柱没了。
　　最大受益者依然是吴氏。

　　五、最值得怀疑的是：每个人都是“刚好有个理由死”，然后每一次都让吴氏变强
　　注意，我不是说已经有证据证明“吴懿派人把法正、黄忠、张飞全暗杀了”。
　　这种说法现在没有史料支撑。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
　　连续发生的结果为什么几乎全部向吴氏有利？
　　法正如果活着，他是刘备亲手扶起来的东州新贵，而且权力已经压到极高。吴氏虽然也是东州系统，却属于刘焉时代就进入益州核心的老权贵。两者绝不是天然一家人。
　　事实上，当年还是法正劝刘备娶吴氏。也就是说，法正很可能亲手帮助建立了这个政治婚姻；可后来法正自己的地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吴氏任何男性人物。
　　他活着，吴懿就很难成为东州集团最强的军政代表。
　　黄忠如果活着，荆州军事集团还有一个刚进入最高层的新领袖。
　　刘封如果活着，刘禅永远有一个成年、能打、有旧继承身份的替代品。
　　张飞如果活着，吴家还要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得多的新外戚集团。
　　结果：
　　法正没了——东州内部一个靠刘备突然翻身、能够压住老东州权贵的新政治中心消失。
　　黄忠没了——荆州军事集团刚刚升起的最高层人物消失。
　　刘封没了——荆州时期形成的旧储君彻底消失。
　　张飞没了——即将形成的张氏强力外戚失去军事核心。
　　孟达则提前跑路——法正一系的另一个边缘东州人物退出蜀汉。
　　谁还完整？
　　吴王后。
　　吴懿。
　　吴班。
　　以及储位越来越稳固的刘禅。
　　所以单独看每一个事件，都可以说是偶然。
　　合起来看，它们却像一次极其成功的权力清场。
　　最重要的是，当时真的有人感觉到了这种清场。
　　那个人就是孟达。
　　他跑出去以后没有说：
　　“刘封这个王八蛋抢我东西。”
　　而是在信里说：
　　“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
　　有人就在刘备身边。
　　而且这些人围绕的是阿斗的储位。

　　六、东州派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反而让吴氏嫌疑更大
　　如果把所有东州人都看成一个集团，这套模型反而讲不通。
　　法正和吴懿并不是“一伙人”。
　　他们只是同属广义外来集团。
　　吴氏是在刘焉时代就已经进入最高权力圈的老牌大族。
　　法正、孟达却是后来才进益州，而且长期受排挤的边缘人。
　　刘备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尤其法正几乎直接越过原来的座次表，冲到了刘备身边第一层。
　　所以汉中大胜以后，对吴氏这种老东州权贵而言，真正出现的未必是：
　　我们东州派终于赢了。
　　也可能是：
　　这个以前根本上不了桌的法正，现在怎么压到我们头上去了？
　　法正还偏偏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刘备信任他，汉中又是他的巨大政治资本，尚书令、护军将军同时到手。
　　他如果继续活十年，刘备身后的东州政治领袖是谁？
　　完全可能不是吴懿。
　　甚至李严能不能成为后来那个托孤第二人，都不好说。
　　所以法正四十五岁突然死，对谁最有利，这个问题尤其值得问。
　　孟达可能也看懂了。
　　他本来就是法正同一条边缘人翻身路线上的人。
　　法正一没，他不会自动被“东州大本营”接纳。
　　恰恰可能重新变成没有保护人的外来者。
　　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跑。

　　七、刘封之死更不是“诸葛亮主动替刘禅清障”，真正的场景很可能是一把手和二把手摊牌
　　这一点是整个模型里最容易被传统叙事带歪的地方。
　　刘封是什么身份？
　　刘备“未有继嗣”，所以收养刘封。
　　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刘封最早承担的就是继承功能，而不是普通义子。
　　这个继承安排形成于荆州时代。
　　因此刘封最自然的政治背景，当然就是刘备早期的荆州集团。
　　那诸葛亮作为荆州集团第一政治人物，为什么会主动去替刘禅—吴氏体系杀掉自己这一边最有分量的旧储君？
　　这在派系逻辑上完全不顺。
　　所以我反而认为，《刘封传》那句著名的话真正记录的是一场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权力摊牌：
　　“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传统解释是：
　　诸葛亮觉得刘封以后不好控制，所以主动劝刘备杀。
　　我的理解恰好相反。
　　刘备已经准备杀刘封了。
　　那些表面理由都摆在桌上：
　　你欺凌孟达。
　　你不救关羽。
　　你又丢了上庸。
　　可这些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处死刘备亲自养大的儿子？
　　刘备真正要解决的是储位。
　　于是他实际上是在问荆州集团第一人诸葛亮：
　　我要彻底确定刘禅继承，刘封怎么办？
　　诸葛亮到这一步反而不演了。
　　直接把真正矛盾说出来：
　　“易世之后终难制御。”
　　就是刘备一死，刘封如果还活着，刘禅压不住他。
　　这句话甚至不像一篇杀人奏章，更像二把手面对一把手既定决定时，把真正的政治问题直接挑明。
　　刘备最后杀了刘封，却又“为之流涕”。而刘封死前还在说“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这就非常像：
　　刘备为了自己重新设计的储位体系，亲手杀掉了自己早年设计的第一套继承方案。
　　诸葛亮不是幕后主谋。
　　他是被刘备要求对这件事表态的荆州集团代表。
　　而他的回答等于：
　　你既然已经决定让阿斗继承，那刘封确实不能再作为未来变量存在。
　　这是一次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非常难看的政治妥协。

　　八、刘备最开始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汉中大胜以后，他确实开始看低荆州旧集团
　　这不是说刘备突然讨厌荆州人。
　　而是到219年，他已经发现自己真正的国家基础发生变化了。
　　早期刘封被收养时，刘备还是一个依附刘表、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军阀。他也认为他的主要政治资本就在荆州
　　但到了219年，情况已经完全变了。
　　他已经统治益州五年。
　　东州集团合作效果很好。
　　法正帮他打下汉中。
　　李严在刘备人在汉中时，面对数万人叛乱，甚至没有等中央增兵，自己带五千郡兵就平了。
　　黄权、吴懿等原刘璋系统人物也证明可以很好使用。
　　刘备应该逐渐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东州人虽然不是益州本地人，但正因为不是本地人，他们反而特别需要中央统治者。
　　刘璋时代赵韪叛乱的时候，益州本地势力大量响应，真正替刘璋殊死作战的恰恰是东州兵。
　　道理很简单。
　　益州大族换个老板，土地、宗族、乡里网络都还在。
　　东州流寓集团没有这个条件。
　　他们必须抱住中央。
　　这类人的忠诚未必多么高尚，却可能比感情忠诚更稳定。
　　所以汉中大胜以后，刘备越来越满意和东州集团的合作，正式把刘禅推成王太子，很可能就是政权重心变化的一部分。
　　然后马上又发生荆州崩溃。
　　而荆州丢得实在太快。
　　不仅关羽败。
　　大量地方行政和军事体系迅速瓦解。
　　即便开城的糜芳、士仁本身是刘备元从，并不是荆州土著，最终呈现在刘备面前的仍然是一个很难看的事实：
　　自己经营多年的荆州政治社会体系，在政权更替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忠诚。
　　这大概进一步强化了刘备的判断：
　　荆州集团不能再承担唯一的未来。
　　刘封也就从“备用继承人”变成了危险的旧储君。
　　只是刘备后来可能发现，自己把天平拨得太远了。

　　九、刘备临死前不是留下一个“以后观察刘禅”的保险，而是几乎把自己219年以来的安排整个推翻了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重新理解。
　　刘备到永安以后做了几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章武二年，他把李严专门召到永安，拜尚书令。
　　第二年病重，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同时给李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为什么不是吴懿？
　　如果刘备到死仍然完全相信刘禅—吴氏这套政治安排，吴懿作为皇后哥哥、资深军事人物，本来应该是最自然的辅政力量之一。
　　刘备偏偏不用。
　　他重新把两股吴氏无法直接控制的力量扶到了最高层。
　　一个是诸葛亮。
　　荆州集团第一人。
　　一个是李严。
　　东州体系中的另一政治军事中心，而且留在永安，有自己的军事资源，不待在成都宫廷眼皮底下。
　　然后刘备对诸葛亮说：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紧接着，他又专门下诏刘禅：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两句话如果还按传统浪漫叙事理解成：
　　刘备太信任诸葛亮了，感动得把儿子托付给他。
　　其实把里面最重要的政治内容全部抹掉了。
　　一个即将继位的皇帝，被先帝正式要求：
　　把一个臣子当父亲。
　　同时这个“父亲”又得到一句：
　　如果这个皇帝不行，你可以“自取”。
　　这是什么？
　　这已经不只是辅政权。
　　这是实际上的最终废立特权。
　　“君可自取”当然不是让诸葛亮自己篡汉。刘备还有刘永、刘理。
　　最合理的意思就是：
　　如果刘禅这套继承方案出了问题，刘氏诸子由你重新选择。
　　而且我现在甚至不认为刘备是在说：
　　你先观察阿斗几年，看看他到底聪不聪明。
　　那还是把刘备的决策想得太温吞。
　　按219—223年的整个政治变化看，刘备临死前很可能已经觉得：
　　自己此前的继承布局需要立即纠正。
　　只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亲自干了。
　　为什么不能自己废刘禅？
　　因为他正在永安重病，而且刚刚夷陵惨败。
　　成都已经形成完整的储位、宫廷和官僚结构。
　　一个快死的皇帝这时候突然废掉正式太子，等于主动在自己死前引爆最高层内战。
　　所以刘备没办法重新开局。
　　他只能做一件事：
　　把最终换人的权力交给诸葛亮。
　　同时命令刘禅“事之如父”。
　　这几乎等于把皇权先压在诸葛亮之下。
　　所以刘备临终的安排，本质上不是继续219年以来的路线。
　　恰恰是对之前路线的一次大幅反拨：
　　曾经看低的荆州集团，又由诸葛亮重新获得最高政治地位。
　　东州内部又扶起李严作为独立于吴氏的第二中心。
　　刘禅可以先继位。
　　但吴氏不能自然通过刘禅接管国家。
　　如果真的有必要，诸葛亮甚至拥有换掉这个储君的最终授权。
　　十、那诸葛亮后来为什么没换刘禅？
　　因为刘禅做了一件最聪明的事情：
　　他接受了刘备重新设计的权力结构。
　　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领益州牧，最后形成“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刘禅没有和诸葛亮争。
　　如果刘备真正担心的是“刘禅—吴氏集团控制整个国家”，那么刘禅一即位就主动接受诸葛亮掌握国家，问题本身已经消失了。
　　没有必要为了换人而换人。
　　刘禅本人可以继续坐皇帝。
　　但真正掌权的是刘备临死前重新扶起来的诸葛亮。
　　换句话说：
　　刘备没有亲手换掉刘禅，但他在死前实际上把刘禅背后的政治集团从驾驶座上换了下来。
　　所以“事之如父”和“君可自取”不能分开看。
　　前一句要求刘禅服从诸葛亮。
　　后一句授权诸葛亮必要时连刘禅本人都可以处理。
　　这是刘备生命最后一次权力设计。
　　十一、这样再看219—223年，整个故事就变了
　　这几年可能根本不是《三国志》表面上那些互不相干的个人悲剧。
　　而是一场非常剧烈的继承权重组。
　　汉中胜利以后，刘备发现东州系统比自己预想的好用，于是降低荆州旧储君刘封的地位，正式立刘禅。
　　与此同时，吴氏因为王后身份成为储君体系最大的老牌政治力量之一。
　　法正这个东州边缘新贵却借刘备突然崛起，甚至在最高决策影响力上压过诸葛亮，也打破了原东州权贵的排序。
　　随后：
　　法正突然死亡。
　　黄忠突然死亡。
　　孟达判断成都有问题，立即带四千余家跑路。
　　他回头告诉刘封：
　　“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
　　刘封不听，果然被杀。
　　张飞随后又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下线，凶手割下首级完整逃到孙权那里。
　　最终，储位所有最有力量的潜在竞争者和制衡者几乎全部退出。
　　最大的结构性赢家，就是：
　　刘禅—吴氏集团。
　　我现在不能说史料已经证明吴懿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盘者。
　　但如果按照刑事侦查最基本的办法去看：
　　谁有动机？
　　谁有组织能力？
　　谁处在权力核心附近？
　　谁在所有异常事件发生以后获利最多？
　　再加上孟达这个当事人在事情进行中已经留下“刘备左右正在搞储位”的警告——
　　吴氏的嫌疑确实非常大。
　　而最值得玩味的是，最后似乎连刘备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前几年的政治安排出了问题。
　　于是临死前，他没有把国家直接交给刘禅和吴氏。
　　他重新扶起诸葛亮。
　　重新扶起李严。
　　把军事权和政治权重新拆开。
　　并且给诸葛亮留下一句在整个中国托孤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话：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如果把这句话放回219—223年的血腥人事变化里，它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君臣互相信任的漂亮话。
　　而是刘备生命最后时刻，对自己此前储位安排的一次最终修正：
　　最后谁坐这个位置，诸葛亮，你来决定。
　　最后再补充一下：在政治学里有一种“预期服从”或“偏好信号传导”：最高层或者强势集团未必需要留下“杀掉某某”的明确命令，只要让周围人知道“这个人如果消失，对我们更好”，下面的人就可能自己完成后续动作。完成得好，是政治投机；出事了，上面又可以完全切割。
　　这和影视剧里那种“密室开会—某人下令—刺客领命”的模式完全不同。
　　真实政治更可能是：
　　“孝直这病，看起来很重啊。”
　　或者：
　　“张车骑这个人，脾气这么暴烈，将来太子即位以后……”
　　话说到这里就停了。真正懂政治的人已经知道该怎么理解。甚至更极端一点，连杀人都未必需要。
　　法正本来就病了，那么只需要有人让他得不到最好的医治、耽误一下、让某个医生不敢冒险、让周围人觉得“没必要太积极”，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政治操作最理想的对象，就是本来已经存在裂缝的人。
　　如果张飞军中根本没人恨他，你还得从零制造刺客。
　　如果他身边已经存在一批被他打得要死、恨不得杀他的帐下将，某个政治网络甚至根本不用“组织暗杀”。
　　可能只需要：
　　不阻止。
　　给一点安全预期。
　　让人知道：
　　你们真出了事，往东边跑，未必没有活路。
（来源：知乎 作者：五光十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