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市乌有县委宣传部长的几句心里话

　　我干宣传口七年了，从副部长干到部长。
　　一、我们的核心工作，说白了不是“宣传”，是“灭火”
　　外面的人以为宣传部是搞正面报道的、拍专题片的、写材料的。错。那些是日常，不是核心。核心工作就两个字：维稳。再准确点，是舆情维稳。

　　我一年365天，手机24小时不关机，最怕的不是上级检查，是半夜微信群里突然有人@我：“部长，出事了。”
　　什么叫出事？不是真出了安全事故——那是应急局的事。我说的“出事”，是有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或者有人在抖音、快手上发了一条带定位的内容，阅读量过了五千，而且是负面的。
　　说句不好听的，事情本身大不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网上的传播量。 一个老农民在村口骂街，没人管；但他孙子帮他拍了条视频发抖音，我可能就要被叫去开会了。
　　我们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事不大，网上大，就是大事；事很大，网上没动静，那就先稳住。” 这话没人会公开说，但每个干这行的人都懂。
　　二、跟媒体的关系，比你们想的复杂得多
　　县一级，本地媒体基本就是自己人。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是我推荐的，日常选题要过我这关，这没什么好回避的。真正头疼的是两种：省级以上的正规媒体记者，和自媒体。
　　先说正规记者。如果省台或省报记者要来采访负面事件，一般是上面已经有了指示，这时候我的角色是“陪同+引导”。说白了就是：你可以采，但我带你去哪里，你就看到什么。 我们会提前安排好路线、点位、受访群众。受访群众是不是“安排”的？你觉得呢？但要注意，你不能安排得太假，现在的记者也不傻。最好的状态是：他确实是真群众，但我们提前跟他“通过气”。
　　这里面有个技巧：不要阻拦记者，要“服务”记者。 你越挡，他越觉得有料，写出来越狠。你热情接待，全程陪同，吃喝安排好，他反而不好意思写太难看。当然，这招对真正的调查记者不好使，但县一级碰到调查记者的概率不高——他们一般盯的是地级市以上。
　　自媒体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单位、没有主编、没有纪律，你连他是谁都找不到。一个在外地打工的本县人，随手发一条“我老家那个村又怎么了”，配上三年前的旧图，就能搞出一波流量。
　　我们怎么应对？坦白说，手段就那几个：
　　第一，能联系上的，先沟通，谈删帖。注意，我说的是“沟通”，不是威胁。你直接打电话说“你必须删”，他录个音又是一波。要用软的方式，比如“您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已经在处理了，您看这条内容是不是先撤一下，免得信息不准确造成误解”。有时候要让乡镇出面，因为乡镇干部跟他可能沾亲带故。
　　第二，联系不上的或者不肯删的，通过平台举报。这个效率说实话越来越低了，平台也学精了，不像前几年那么配合。
　　第三，实在搞不定的，用我们自己的账号去评论区“稀释”。不是水军，我们没那个预算搞水军。就是让融媒体中心的几个小编，用各自的私人号，到评论区里用“普通网友”的口吻说几句公道话，把节奏带一带。这件事你明白就行，绝对不能留下任何工作痕迹。

　　三、材料这件事，是真的在吞噬所有人
　　外人以为我们就是写写稿子。我跟你说，材料是基层宣传系统最大的内耗。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写总结吧？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有记录吧？新时代文明实践要有台账吧？网络安全要有方案吧？县级融媒体改革要有推进报告吧？乡村文化振兴要有典型吧？
　　每一项都要有：年度方案、季度总结、半年小结、全年总结、迎检台账、案例汇编、工作简报、信息上报。
　　我部里满编12个人，实际在岗9个人（两个借调、一个长期病假）。这9个人里面，至少5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和补材料。
　　说“补材料”你就懂了。很多事我们确实干了，但当时没留痕。上面检查的时候，你说“我们做了”，没用，要有佐证。所以就要倒推着补：补方案、补会议纪要、补签到表、补照片。照片最头疼，因为有的活动确实搞了但没拍照，怎么办？重新摆拍一次，或者从类似的活动照片里找几张，换个标题。
　　说句大实话，基层的台账，三分是真实记录，三分是事后补录，还有三分是创造性编写。 不是我们想造假，是考核体系逼的。上面要的东西太多太细，如果每一项都老老实实从头做起，我这9个人不吃不睡也干不完。
　　四、意识形态责任制，才是真正悬在头上的刀
　　这个事情外人完全不了解。
　　每年年底有个东西叫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是一把手工程，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我是直接责任人。这个考核结果会影响班子的年度考核等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本县在意识形态领域出了事——比如有教师在课堂上说了不当言论、有宗教场所违规聚会、有自媒体发了敏感内容且被上级点名——我要写检查，书记要被约谈。
　　所以我平时最紧绷的神经就是这根。我跟各个口子都打过招呼：学校、宗教、文化市场、网信办……谁那里冒烟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来协调。不要等着火了再报。
　　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基层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宁可偏紧，不敢偏松。 比如一个民间文艺演出，内容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涉及某个“敏感”话题的擦边，批还是不批？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不批，或者让他们改。因为批了出事我担责，不批顶多他们骂几句“官僚”。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有时候确实误伤了正常的文化活动，但你要理解我的处境：在这个位置上，犯错的成本远高于不作为的成本。 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不是我个人的选择。

　　五、跟书记的关系，是门真正的学问
　　宣传部长是常委，在班子里排位靠前，但实际权力不大。我能调动的资源有限，手里没什么能让人“求”我的东西，不像组织部手里有帽子，纪委手里有案子。
　　但宣传部长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跟书记接触的频率极高。 书记的讲话稿，多数时候是我们部里起草的。书记的公开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维护。重大宣传活动的定调，需要我跟书记直接沟通。
　　这意味着我有很多“在书记身边说话”的机会。 这种机会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但怎么用，很讲分寸。你不能让书记觉得你在利用这个便利搞别的，但你又确实可以在沟通工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传递一些信息、表达一些判断。
　　最核心的一点：永远搞清楚书记这个阶段最在意什么，你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 书记想推某个项目，你的正面报道就往那个项目上靠。书记跟某个副县长有分歧，你在宣传资源分配上就要微妙地有所倾斜。这些不会有人教你，全靠悟性。
　　六、融媒体改革，面子上过去了，里子一地鸡毛
　　上面要求搞县级融媒体中心，我们搞了。牌子挂了，人整合了，平台也建了。但我实话实说：
　　原来县电视台七八个人，县政府网编辑部三四个人，整合后十来个人挤在一块，干的活翻了三倍。要运营抖音号、微信号、微博号、视频号、APP……每个平台都要日更，内容从哪来？就那几个人能采能编能拍，每天连轴转。
　　阅读量上不去，上面又要考核，怎么办？ 第一，标题党，反正我们的号也没什么公信力要维护了。第二，互推互转，跟其他县的号互相帮忙刷一波。第三，搞活动送东西吸粉，但这要钱，钱又不够。
　　最尴尬的是，我们花大力气运营的官方账号，本地老百姓根本不看。 他们看的是本地那几个野生自媒体号，那几个号天天发交通事故、邻里纠纷、饭店倒闭，粉丝量是我们官方号的十倍。
　　上面来检查的时候，看的是粉丝数、发布频率、阅读量这些指标。所以我们就被迫在这些数字上做文章。实际传播效果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点破这层窗户纸。
　　七、最后说几句心里话
　　这个岗位，外人看着体面，实际上是个“高危岗位”。你管的事情边界模糊，出了事又责任明确。你每天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不确定性——你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冒出一条视频、一篇帖子、一个举报，让你连夜进办公室。
　　干了这几年，我总结就一句话：这份工作的本质，不是让群众知道什么，而是管理群众“不知道什么”和“怎么知道”。 这话我只能在这里说，出了这个圈子，我依然是那个在大会上讲“讲好本县故事、传播本县声音”的宣传部长。

　　大家都是体制内的人，互相理解。以上说的如有冒犯，还请海涵。
（来源：知乎 作者：王路 图片：豆包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