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当理想主义者无法掌控现实时，会变得多么可怕

　　他的经历说明了，当理想主义者无法掌控现实的时候，会变得多么可怕。
　　他们不仅要求自己为他们的理想牺牲，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牺牲，不管是否愿意。
　　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现实的能力，仅仅凭借热情和个人的理想，只会造就普通人的地狱。

　　格瓦拉1928年6月出生于阿根廷，他的父母祖籍都是在欧洲，但是家族在阿根廷生活都已经两百余年，可以说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阿根廷人。
　　格瓦拉年轻时曾经游历南美洲的多个国家，了解到底层人民的困苦，曾经作为医务义工帮助农村的麻风病人。
　　25岁时他从医学院毕业，大概在1953-1954年期间接触了共产主义，并且开始坚定信仰该思想。
　　于此同时他加入了古巴的反抗运动，主要担任军医的工作，也曾经作为战士直接参与战斗。
　　他凭借着“对敌人的冷酷无情”，以及作为古巴运动中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逐步成为卡斯特罗的重要助手。
　　1959年卡斯特罗成功掌权后，他先是被任命为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对“战犯”进行处理。
　　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审讯被处死的人有156人，但实际被处决的人数超过600人，其中大多数没有受到正式的审讯。
　　当时监狱的牧师雅维尔阿祖加神父回忆说：“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数十人是无辜的。切从未打算掩饰其残忍。恰恰相反，人们越是请求他的怜悯，他越是显得残酷。他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杀人，他就杀人。革命要求他撒谎，他就撒谎。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命令处死她的儿子；当犯人亲属前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那面墙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1959年10月他被任命为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
　　但问题是，格瓦拉没有接受过任何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教育，他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工作经验。他之前所有的教育都是医学方面的，他的经验也来自战争和军医。
　　他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来安排古巴1000多万人的经济和生活。
　　他直接没收了160家美国企业的资产，导致古巴和美国直接决裂。
　　不仅如此，他连古巴自己的民族资本也全部收为国有。当时古巴首富朱利伯特是积极支持古巴革命的，在古巴的反抗运动中给了古共很大经济支持，然而在格瓦拉毫无区别的经济政策下，也不得不逃亡美国。
　　到了后来，古巴已经到了“连哈瓦那街头的理发店、修鞋铺都是国有企业”的地步。
　　在他的领导下，古巴的企业完全没有自己的决策权，所有的生产都必须按照相关政府部门的计划来进行，而需要审批的部门越来越多，到了1963年最严重的时期，一个生产计划最多需要20多个不同部门的审批才可以实施，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完全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作为一个1000多万人口，1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他竟然想学习苏联建立全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
　　他将古巴经济命脉砂糖业大规模减少产量，把一半的甘蔗田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他不断从苏联和东欧采购各种机器，但问题是古巴国内既没有足够的需求，也没有相应的矿产、原油，甚至连负责生产的专业工人也没有。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把大量生产力投入到古巴根本无力承担的重工业，导致轻工业严重倒退，大量普通家用物品出现严重缺乏。
　　房屋供应不足，公共运输减少。生产和分配的混乱使得大量城市人口驱车数十里到乡下去觅购食物。
　　他设立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受权专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车和运货车辆来做好这项工作。
　　即使按照官方的数字，1962年的农业产值也严重下降。新种的甘蔗落后于计划17%，甘蔗合作社里，严重的落后30%。大米产量从三十万吨减到二十万吨，每公顷产量从十七公担减到十四公担。玉米的产量也降低。国营农场的产量比残存的私营农场的产量降得更快。
　　当时地方经济部门提交的报告称：
　　“门迪托村的保守的小农民，没有灌溉也没有拖拉机，种的是受了浸蚀的山上的瘠壤，每公顷还收获将近七吨的芋头。国营农场，在比较肥沃的土壤上，有拖拉机又有灌溉，只收得上述数字的三分之二（二到四吨）。”
　　“我们强行收购了属于小农场主的大多数猪，由于缺乏管理，拥挤不堪，很多死掉。”
　　“全国各地的交通由于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溃。食品供应越来越不正常。”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工作混乱，农民不知道他们的产物是否会被收购。商店空空的。”
　　由于食物不足，卡斯特罗不得不在1962年3月12日宣布实行食品配给制，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必须凭票才能买到。
　　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从没有出现过食品匮乏的现象。

　　一直到1965年4月，格瓦拉辞职离开后，真正有经济管理能力的人掌权，加上苏联的大量援助，古巴的经济状况才开始好转。
　　格瓦拉还热衷于把古巴人改造成“新人”。他宣称，这样的人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他在自己主管的部门里要求人们进行不领报酬的义务劳动。
　　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
　　同时，切格瓦拉在其主管部门里坚持使用精神鼓励法，即使在给予物质奖励时也不允许使用货币。
　　他还号召古巴人进行义务劳动，此主张后来被制度化，当时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要求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
　　同时，他还发明了很多特殊的义务劳动，比如1963年12月，由于收割甘蔗的人力缺乏，政府组织了大批“志愿”产业工人来收割甘蔗。
　　其次，为了避免工人消极怠工，他设置了“危害生产罪”对付缺勤的工人。
　　1960年9月，格瓦拉领导的劳动部门制订了“危害生产罪”，以对付经常缺勤的人。这是因为由于罢工不被允许的，所以请假不上班成为当时工人表示抗议的唯一方法。
　　同时，古巴还为对现有劳动制度不满的人设立了“劳动裁判所”，处理诸如未能完成预定计划、有计划的缺工、损害国家机器和玩忽职务之类的问题，并加以各式各样的惩罚，如减工资、调工作地点、解雇以及押送强迫劳动营等。（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再者，将下属的金表链捐给国家银行。格瓦拉的“新人”主张给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
　　格瓦拉还要求人民道德生活无比“纯洁”，凡“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流浪者、无业游民”、留长头发的青年、听西方音乐的人、穿紧身裤的人、公开的基督教信仰的人……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一旦发现统统关进劳动营，关押这些违规人员的劳动营被称作“帮助生产的军事单位”。
　　格瓦拉不但热衷对古巴人进行精神改造，他的铁血政策也让古巴人心惊胆战。

　　卡斯特罗的贴身通讯员卢西安诺梅第纳回忆：格瓦拉“杀人如喝粥一样轻易”。
　　“一天我们冲进一个小小的咖啡种植园，切说农场主朱安佩雷兹是巴蒂斯塔政权的暗探。事实上，这个倒霉的朱安唯一的错误就是大声嚷嚷说他不赞成革命。一个小时后，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切将他枪毙，那三个小孩分别是一岁、三岁和四岁。此后，从1957到1958年，那一带共有15个人像朱安一样被指为叛徒或暗探，被切从肉体上消灭了。”
　　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书中的附录的一份文件记录了1961年4月，古巴居民哈瓦德 · 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这些人并非遭受了什么酷刑，而是被将他们的血制品卖到了越南等国家。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后就存在血液银行中，然后再运到亚洲。一些受害者因体力不支被抬上刑场，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过程中就死去。
　　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此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
　　由于格瓦拉在革命激情下的折腾与残忍让古巴人苦不堪言，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天起，就有大批人外逃。
　　到了1961年3月，已经有十万人离开古巴，大多是到美国去，但也有人到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的其他地方去。中产阶级的古巴人以及许多工人阶级的人也挤满了泛美航空公司开往迈阿密的飞机，大量熟练的专门人才就这样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古巴。
　　仅仅在1959至1962年这三年中，就有30万人逃离古巴，保守估计，当时希望离开的人占古巴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资料来源：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
　　庞炳庵《亲历古巴：一个中国驻外记者的手记》；
　　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
　　格瓦拉《游击战》；
　　王士美《切格瓦拉》；
　　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
　　徐路加《制造格瓦拉还是格瓦拉制造？》
（来源：知乎 作者：吕旻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