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为什么《大明王朝1566》里面，解决不了财政问题？

　　你所在的组织里，尤其当钱不够的时候，人人都看得见。看得见，就要开会。一开会，各种办法层出不穷。乍一听，有些确实还挺不错，可就怕落地，只要一落地，便容易走样，不单转移了真正的问题，甚至还会蔓延出更大的。然后又开会，再想办法，再挪个地方，直到把大家都转晕为止。问题也看不见了……
　　如果你在公司或家里管过钱，想必对这个感觉不会陌生。《大明王朝1566》表面虽然在通过大明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讲一个朝廷怎么缺钱、又如何找钱；但我们顺着它一路看下去，不就是方才所说的问题嘛。

　　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嘉靖帝召集内阁与司礼监开御前财政会议，复盘上一年的收支情况。户部报出来的数目是，去年全国税收有四千五百多万两，这听着不少，再总合各项开支，却超过了五千三百八十万两。明面儿上的亏空，达八百四十三万两，还有那些未入账的超支，统共算下来，亏空一千四百万两。
　　就在会议之前没多久，钦天监监正周云逸，借天象携带私议，大骂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最后直指嘉靖。先不论周是否受人指使，说的都是实话，毕竟窟窿明摆在那里儿。而他的下场，就是廷杖活活打死。
　　要是，指出问题，从一开始就被定为死罪。往后无论谁再提什么方案，就得绕着说了。
　　这个窟窿到底是怎么来的？后面用了整整几十集篇幅，一层一层地把来源揭开了。主要有三处。
　　第一处在宫里。嘉靖皇帝修道炼丹、建万寿宫，这些开销是刚性的，而且不入户部正常预算的约束。这就是周云逸用姓名指出来的那一处，也是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能再提的。
　　第二处是收钱的管道。剧中给出最清楚的便是盐税。两淮两浙的盐税，从太祖到成祖年间，每年能收上来上千万两，到了嘉靖朝，税源并未枯竭，但前年去年，一年只收上来一百多万两。因为，钱从盐商到国库的这条管道里，被各地衙门给截胡了。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吕芳，曾捅破过这层窗户纸，他说管盐的衙门都是严家的人，钱就这样被他们层层贪掉了。而这也只是其一，余之后面详说。
　　第三处是打仗。北边有俺答，东南有倭寇，仅是军费，就吞噬了国库收入之大半。这与前两处不一样，它属于真刀真枪的支出，是砍不掉的。
　　所以当时财政问题形成的时候，真实形态是这样的。
　　支出端有三张嘴，宫里的开销、打仗的军费、官僚体系的抽成。收入这一头，管道锈住了，钱又漏在了半路上，税基本身，还因土地兼并问题不断流失。这与某一年花超了相比，完全两回码，这个局本身就是带漏斗的。所以后续的每一个方案，要补的也只是亏空的数字，至于怎么补上漏斗，谁敢碰得。
　　御前财政会议上，首辅严嵩抢过了张居正的话头儿，拿出了改稻为桑的方案。如果只在纸面上，这方案是真的漂亮。
　　把浙江的稻田改种桑树，桑树养蚕，蚕吐丝，丝织成绸，绸卖再给西洋人。丝绸在国内卖六两银子一匹，卖给西洋则达十两到十五两。今年和西洋做上五十万匹的生意，一年之内即可补上几百万两的亏空。用严嵩自己的话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用给老百姓加税，还满了国库，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这个方案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又为什么能在会上通过？我们列数一下它满足的条件就知道了。
　　不加赋，不得罪天下人。不动宫中内帑，不得罪嘉靖。不动盐税这条管道，不得罪严党自己人，还能让浙江嫡系多条财路出来。说白了，此方案是在不碰任何一有权的人的前提划出来的小圈子中，能找见的唯一解。
　　而期间的成本问题，由谁承担呢？只能由没有话语权的人来。那只能是，浙江的农民。
　　国库的亏空，就这样变成了农民的“田”。这是第一次转移。
　　按：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案。过去这些年，地方政府要建设、还债，维持正常运转，支出是刚性的，但又不能给企业和个人加税，从哪来钱？卖地！2021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大约九点八万亿，核心主体即地方卖地的收入。不动任何既有利益，即可找到甘愿来认账的，岂不美哉。谁来认账？签三十年房贷的购房者呀。购房者，不在土地拍卖的桌上，不在城市规划的桌上，更不在定价桌上。可为什么说“甘愿”呢？因为交易是自愿签字的。只是，交易的全部条件，不由他们来定。
　　改稻为桑的国策算是定下了。接下来要执行。这一执行，事情就要变形。
　　以郑泌昌、何茂才为首的浙江大小官员，是什么样的处境呢？上头给的期限是一年，农时又不等人，桑苗插下去，拖过了六月七月，今年的项目就得黄。但上面既要事情办成，又要面儿上好看，非常两难。再者，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粮食本就不够吃，稻米是口粮，桑树只算商品，你让农民把口粮田改成经济作物，等于把一家老小的命交给了市场，怎能愿意。
　　于是执行层的“理性选择”开始出马。先是马踏青苗，可踩了还不够，老百姓还是不卖田。最后如何，掘掉了新安江大堤，洪水一淹，田就不值钱了，大户们趁机低价收田，收上来了田，桑也改上了，这才是“两难自解”的前身呢。
　　问题是，政策设计中根本没有安排这一成本，农民转型期的口粮、田价、粮食调运，就只能出在执行层。
　　好在负责东南军政的胡宗宪拼力挡住，最后只淹了建德、淳安两县。无非代价是，几个具体办事人被作替罪羊了，杭州知府马宁远即被首当其冲。最后上报给朝廷的口径是，河道失修。一场人祸，被登记成了“天灾”。
　　马宁远被斩之前，胡宗宪曾与他说了一番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他们拿你的命换银子，拿浙江那么多百姓的身家换钱，你还得死心塌地地保他们，还要说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国策！什么国策，什么改稻为桑，赚了钱，有几文能进到国库？这一次，他们利用的不只是你，胁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宪”。
　　这其实就是在点醒马宁远，执行层是这样被裹在同一张网里的。这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做自己位置上该做的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得选。马宁远执行毁堤之时，未必觉得哪里有亏，他在完成上面交办的差事，也有他的不得已。
　　这种层层加码、层层觉得自己无辜的局面，今天有消失吗？好比，我正在构思一部现代题材小说，我设定了送外卖的骑手，同样三公里的配送距离，今年的时候，给的最长时限是一小时，明年压到四十五分钟，后年压到三十八分钟。谁压的？算法压的，算法就是一台自动化加码机器，它都不需要马宁远，甚至不需任何人下命令，系统每“优化”一次，成本就能以超时罚款、差评、降收入等形式压到骑手身上，而骑手的应对之策，就是超速、闯红灯、逆行。这是纸面上不存在的成本，现实中却可以人身事故形式兑现。“毁堤淹田”的逻辑，不外如是。
　　事发之后的回应更有意思。仍然假设，有一家平台的办法是，在你付款的页面上加一按钮，“我愿意多等五分钟”。不妨想想这一设计。系统设计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承担压力的骑手也无处说理，最终由点餐者决定骑手要不要拼命。成本的决定权，就这样被转嫁给了链条最末端且同样不在桌上的第三者。
　　水淹了两个县，朝廷当时的处境是，得赈灾，改稻为桑可还得继续。这时，高翰文提出了一个所谓“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案。也就是让有钱的丝绸大户拿出粮食和钱，买下灾民的田改种桑树。灾民得了粮活了命，大户得了田，丝绸有了着落，还补上了国库的窟窿。这个方案听上去，特别合理。
　　不得不说，高瀚文是揣着一颗真心解决问题的，但又带着一腔书生的抱负。但它又坏在哪呢？胡宗宪在高瀚文上任途中拦下了他，问了几个问题。灾民没粮，等着米下锅，买田大户必然压价，官府管不管？如果官商勾结一起压价，百姓找谁自保呢？
　　高翰文直接懵了。“两难自解”纸面儿成立，靠的是买卖双方自愿公平。而现实中呢，坐在谈判桌两边的是什么？一边是等米下锅的灾民，一边是背后站着官府和织造局的买主。所以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公平的。而且方案的两头，“赈”和“改”，要的价格方向本就是反的。赈灾要田价高，灾民才能活命；改桑要田价低，买卖才做得成。所谓“两难自解”，等于是把“两难”压进了同一笔交易，让它在穷人身上自爆。
　　后来的剧情也完全照这逻辑走。省里和沈一石定的田价，低到新任淳安知县海瑞直接顶着不办。于是到淳安之后他做的事也很单纯，必须按公平价格来，不许贱买灾民的田。
　　但你得知道海瑞为什么能顶住。他能顶住，靠的首先就是他自己不要命，他进京赴任之前是带着进棺材的决心的。可光不要命是远远不够的。另一大原因，当时的裕王一派，作为在朝廷与严党对着干的政治力量，要在浙江插进一颗钉子。海瑞这颗钉子，被需要着。
　　淳安是顶住了，淳安之外呢？田照样被买走。民要造反，做不成丝绸，西洋的生意要泡汤。改稻为桑这盘大棋，到这会儿已彻底走死了。
　　不行，钱没影儿就得有人出钱，得有人担罪。于是才有了第四次解题——抄沈一石家。

　　沈一石作为江南首富，负责了宫里二十年绸缎的官商。在朝廷上下的想象中，抄他的家，怎么也能抄出几千万两银子吧，军费有了，补了亏空，罪名也有人背了，可谓一举三得。
　　结果抄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傻了眼。沈一石家里没想象中的那么多钱。倒是他留下的账册记着，二十年织绸四百多万匹，上缴织造局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馀下的九十万匹以维持生产。而他这些年所赚的绝大部分，早就通过织造局和各级官员，输送回体制里了。
　　他留下的遗书里有这么两句话，“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其实这说尽了前面那个管道转移的完整路径。上头挥霍，先刮老百姓；把老百姓刮反了，再掉过头来刮商人。沈一石就是作为这个链条的末端被抄家的。而抄他所制造的新问题是，东南官商之间那点信用被彻底杀尽。哦，所谓最有钱、最听话、最配合朝廷的商人都这样下场，往后谁还敢跟朝廷做生意？
　　因此，那些账册被送到京城之后，嘉靖和大太监吕芳看完，直接当着严嵩和徐阶的面，销了账册。真相第二次被主动销毁。为什么？再往上追，就要追到宫里了。
　　说到先刮老百姓，刮反了再刮商人。比如，有几家地方金融机构出了秧子，储户的钱取不出来。后来给的处置方案是分类分批垫付，先垫付单人五万块钱以下的储户，五万以上的往后。先垫小额的，是因为小额储户人数最多，最可能聚集起来酿成不可逆事件，与谁的损失倒没多大关系。同一时期，有上百个停工项目的业主集体发了停贷告知书，随后有关方面提出保交付，联合拿出了一笔数额很大的专项借款，所谓封闭运行，专款专用。“赈”，有一种非常核心的功能叫“稳定技术”，而触发它的条件，就是压力得达到临界点才行，不爆怎么都行。可万一真爆了，按赵贞吉的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一万人是个数字，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唯有数字积累到将呈连炸之势，“赈”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你要问爆炸源来自哪里，只听有人说，“骂名我来担”。
　　第五次解题。这一次，是真的收上钱来了。
　　“改稻为桑”项目黄了之后，严嵩派其亲信鄢懋卿南下巡盐，清理盐税。鄢懋卿这次，收回来了五百三十万两白银。我们前面说过，盐税前些年一年只能收一百多万两，怎么鄢懋卿一去就收回五百多万两。说明什么？盐商们不是没钱，税源一直在那儿呢，只是管道被严党把持着，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捏在他们手中。
　　这五百三十万两怎么分的呢？二百三十万两划入国库，给嘉靖修万寿宫一百万，严氏父子留一百万，鄢懋卿自己留一百万。
　　哈，消息报上去，嘉靖原地爆炸。于是说出了那句名言：“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这可是理解整部剧的裉节儿，你一定要听出它的弦外之音。
　　嘉靖是因为贪而生气吗？贪腐，他一直都知道的，不但知道，心里还有一个明码标价的容忍比例。剧中有段他的心里话：“国库没银子，得靠严世蕃他们去弄，八分归国库两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七分归国库三分归他们朕也忍了。他们要是还想多捞，连个胡宗宪都不能容，逼反了东南，朕也就不能再容他们！”八二开，认了，七三开忍了。他容的不是贪，准确来说，是贪的比例，贪得有度。这次接近五五开了，越线了，于是倒严大幕就此拉开。
　　按：把伤害折算成一个可以接受的配额，按比例容忍，别以为只是昏君奸臣的专利。在二十世纪，还有份白纸黑字的标本嘞。上世纪七十年代，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车叫Pinto，但油箱设计有个缺陷，追尾的时候容易起火。于是1973年，福特内部做了一份成本收益分析。要给所有车改进油箱，每辆车十一美元，一千二百五十万辆车，共一亿三千七百万美元。不改呢？每年预计得烧死一百八十人，烧伤一百八十人，外加上烧掉的车，折算成赔偿金，总共四千九百五十万美元。改的成本是一亿三千七百万，不改的代价是四千九百五十万，成本大于收益将近三倍。结论：不改！
　　而且，这份备忘录中还有一细节，不由人脊背发凉。每条人命折算二十万零七百二十五美元，这不是福特公司定的，而是他们引用美国监管机构自己的研究方法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人命标价，是整个行业通行的标准做法，只有监管者先给人命标了价，企业才能照着这价格决策，在法律上这是无可指摘的。嘉靖，尚且还要亲自打一遍算盘，比量自己的容忍比例；现代世界则把算盘制度化了，没任何一个人需要为那笔数额单独负责。这也是后来的世界比公元1566年走得更远、更先进之处。
　　鄢懋卿巡盐，从财政角度来看，是全剧最讽刺的一次“解决”。
　　改稻为桑折腾几十集了，斩首、淹田、抄家，一分钱也没弄来。老鄢一巡盐，好似财神爷下世。为什么？只有老鄢，才第一次真正碰到了病灶，就是中间层截留税源这事。可它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一场政治大清洗。严党倒了，管道换了主人。新上台的徐阶，徐家自己就是江南最大田主之一。后来海瑞任应天巡抚，烧的第一把火，不就是逼老徐家退田嘛。因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是重新分配了谁坐在那个漏口上。
　　我们最后再退一步，把五次解题连起来看。
　　改稻为桑，把国库的亏空转成农民的田。毁堤淹田，把转型的成本转成天灾命案。以改兼赈，把赈灾和兼并压进同一笔交易，在穷人身上爆炸。抄沈一石，把商人家产当成提款机，结果杀掉了整个商业信用。巡盐倒严，碰及真病灶，产出的是一场政治清洗，管道换了主人。
　　五次解题的五次转移，其实每一次办法都比上一次更接近问题核心，但每一次又都在碰到核心之前，拐了个弯儿，砸向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到这想必你也能看出原因了。所有的这些方案，从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被几条看不见的规则给框死了。

　　宫里的开销不许讨论，所以“节流”这个词不存在，只能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找新的买主。方案必须让提方案、批方案的人都有利可图，所以成本只能落向不在任何一张决策桌上的人。指标往下传一层便加一码，出事后就往向天灾、推往替罪羊身上；说真话的信息，每上传一层，都被当成比错误本身更危险的东西给处理掉。还有最要紧一条，财政问题，在朝廷里，本身就作为各方博弈的筹码，严党借其自肥，清流借其倒严，嘉靖借其用人，谁都以“补国库”的名义出牌，但始终缺少一个真正的……用今天的话说，剩余风险承担者。
　　解决问题，首先得有了各方行动借用的名义，才有资格说它是一个“目标”。
　　所以，自古以来的财政问题，有真正被解决过一次吗？我们看到的所谓“解决”，只是在算盘上，平账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满朝上下就没一个，能把这笔烂账从头到尾算清楚的吗？有。胡宗宪，将财政、军事、民生、派系这四本同时给算清了，但之后呢？做什么，能做到哪一步，这特别值得细讲。嘉靖，这位总账房先生，又是怎么想这件事的？他与海瑞牢中的那番对话以及“长江黄河论”，其实也已说透了这一逻辑。看完下期，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局，在嘉靖手里为什么注定是无解的了。
（来源：知乎 作者：利禛言）